事實上國家形象受到損害，都是與國際危機傳播和危機傳播的國際化聯係在一起的。中國舉辦了2008年奧運會，受到世界的矚目，但是在BBC的調查中，中國的國家形象卻變差了。不難推測，2008年由三鹿奶粉引發的食品安全危機和拉薩“3·14”事件等危機已經嚴重影響了國外民眾和媒體對中國的認知。2008年的奧運會是以中國為主的盛事，但食品安全和暴力事件則是全世界共有的問題，與每個人息息相關。對於外國民眾或投資者來說，他們更關心的是中國出口的食品是否安全，穀歌公司和新聞集團退出中國是否意味著投資環境的惡化等問題，而不是北京的奧運會或上海的世博會舉辦得有多麼成功。
“報喜不報憂”、“家醜不可外揚”，是我國對外傳播中的一種慣性思維。長期以來，我們善於成就報道，不善於危機傳播。麵對危機事件，各級政府通常不會主動解釋，隻是被動回答問題。特別是危機事件造成的損失和危害，都曾被視為“負麵報道”甚至“機密”而諱莫如深。為了避免國際危機傳播中政府形象受損，我們必須要改變舊有的傳播觀念，樹立危機傳播意識，掌握危機傳播的策略與技巧。
三、國際危機傳播關乎社會乃至民族形象
對一個遙遠而陌生的民族建立整體的認識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由於長期的封閉政策和經濟的落後，“中國人”這個概念，對於大多數外國人來說，還停留在模糊和神秘狀態。法新社曾經報道說，1998年美國總統克林頓訪華，才使新中國的形象首次為廣大西方社會所知。這個說法不一定準確，但卻從某種角度說明了西方社會對中國的了解還不夠真實、深入、準確。
當前西方社會對華人形象的認知主要來源於兩大方麵：電影和媒體的新聞報道。在好萊塢電影中，華人形象有著兩種典型的刻板化傾向：要麼是李小龍一樣的功夫高手；要麼就是在貧窮和苦難中掙紮的邊緣人物。電影中的標簽化人物形象自然和中國人的實際情況相去甚遠，新聞報道中的華人形象通常也沒有代表性，因為隻有那些負麵消息才能引起大眾的廣泛興趣，在國際傳播領域更是如此。
在國際危機傳播中，個體往往被看成是群體的代表，甚至是一個社會民族形象和價值觀的化身。把對個體的評價演繹為對群體的判斷，是我們認識事物時的一個普遍傾向。這種刻板印象有助於我們快速熟悉陌生的事物，但往往也容易陷於片麵化和模式化，尤其是在國際危機傳播中。因此，如果國際危機不能得到妥善的解決，那麼影響的不僅僅是當事人的直接利益，整個民族形象都會遭受損失。近年來有關個別華人、留學生在海外不雅、不文明乃至違法行為的報道，某種程度上使華人的整體形象大打折扣。
很多情況下，危機並不完全是壞事，出現問題後不回避、不搪塞，及時應對、合理解決，危機也可能會成為轉機。2008年汶川“5·12”大地震是21世紀以來中國最大的一次災難性危機事件，中國政府和新聞媒體應對危機的國內與國際傳播能力經受了一次前所未有的考驗。盡管這次危機中暴露出很多問題，但在抗震救災中普通民眾所展現出的團結、善良、堅韌，不但感動了中國人，也給很多國外媒體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獲得了普遍的同情和讚揚。關注人，關注人性，展現當事人的精神風貌，通過對人的關注，把這些人所代表的社會和民族形象展現出來，是國際危機傳播的重要視角之一。
四、國際危機傳播為國內政策製定提供參考
危機傳播中的一個重要階段就是危機的反思與學習期。在解決危機後，要反思整個危機的起因、發展和解決方案，總結經驗教訓，為以後的危機做好準備。當危機中的各種不確定因素和風險都消除之後，針對危機中出現的新情況、新問題，從防患於未然的角度出發，政府應當不失時機地修改不合時宜的法律，製定新政策，為以後的危機管理提供立法上的保障和支持。
2010年7月19日，《華盛頓郵報》刊登了一篇名為《一個隱秘的世界逐漸失控》的報道，披露了美國情報機構在2001年“9·11”恐怖襲擊後的極度膨脹。報道顯示，美國現今已有上百萬情報人員，而2009年，國會公開撥款的情報預算就達到了750億美元。“9·11”危機傳播的長期影響所導致的對恐怖主義的恐懼，使美國修改和製定了打擊恐怖主義的若幹政策，提高了“反恐”在國家戰略中的重要性，從而催生了美國龐大的情報帝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