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章要點
媒介組織的製度—技術環境及其生產機製
國際危機傳播的真實圖景、媒介本身是如何嵌入國際危機傳播中的，以及二者之間的關係
第一節 國際危機傳播中的媒介組織
本書第一章界定了國際危機傳播的兩個層麵：一是國際危機的傳播；二是地區性危機的國際化傳播。這兩個層麵的界定，在觀念世界中，有助於我們更好地理解國際危機傳播的概念。
而在觀念世界之外，我們更要看到國際危機傳播本身的現實性與實踐性特征，它在經驗層麵更是一種對於全球秩序、公共空間以及社會話語的再生產。這是因為國際危機的傳播活動對其本身也有著特殊的影響，這一影響或許是正麵的，能夠幫助化解危機，起到亡羊補牢的效果。比如在2010年10月13日，33名智利礦難井下礦工在被困69天之後全部成功升井。這一史上最長時間井下被困的負麵事件，居然通過有效的傳播，扭轉為一件為智利國家形象增光添彩的正麵事件。
當然，傳播活動對於國際危機的影響也可能是負麵的，反而造成雪上加霜的局麵。比如2010年8月23日發生的菲律賓劫持人質事件中，全球觀眾通過電視直播——這一最具現場效果的傳播方式觀看了發生在馬尼拉街頭的現場慘劇。這讓香港被劫人質的家屬愈加悲痛。而就在菲律賓警方展開營救的過程中，甚至還有當地傳媒業者和劫匪門多薩通話，慫恿其不要接受警方的條件。由於警方營救能力的低下，再加上整個事件的無序傳播，從國家形象到外交關係再到旅遊經濟形勢，菲律賓政府在這次危機中既“丟了麵子”又“失了裏子”。
無論是正麵還是負麵的影響，傳播活動對於國際危機的重要性可見一斑。而身處當今的“地球村”（global village）與“媒介化社會”（mediated society）之中，傳播活動的主體與載體，毋庸置疑，便是媒介組織。通過媒介組織及其生產機製，我們可以觀察到國際危機傳播的真實圖景、媒介本身是如何嵌入國際危機傳播中的，以及二者之間的關係。
一、媒介組織的製度—技術環境
媒介組織，作為傳播活動的主體與載體，對其的理解與解釋有助於幫助我們看清國際危機傳播的真實圖景。在此，我們先從它身處的環境說起。
（一）媒介組織的環境概述
關於媒介組織，首先可以給出一個簡單易懂的界定：生產媒介產品的專業化社會組織。這也正如舒德森對於生產新聞產品的媒介組織的描述：一方麵，新聞可以看做是社會生產的“現實”；另一方麵，也可以看做是某種社會組織製造的產品，如其他製造品一樣。不過，哪怕是再小再邊緣的媒介組織，也不會像一般的車間、工坊一樣，隻是進行較為單一的生產活動。因而，不管是CNN、中央電視台還是社區報、地方性網站，都可以從多重視角對它們加以解讀。本節則是選擇其中一種視角，即組織環境的視角，在組織社會學的架構中進行論述。
在20世紀初，組織社會學的研究就拉開了大幕。在社會結構（structure）當中，某一特定組織身處的環境究竟是怎樣的，是組織社會學至今的關鍵問題之一。而對於此問題的回答，在新製度主義學派的研究中得到了較深入的闡釋。
組織社會學的新製度主義學派大約於20世紀70年代末期興起，在一篇名為《製度化的組織：作為神話和儀式的正式結構》的標誌性論文中，邁耶和羅恩認為：組織不僅追求適應所處的技術環境，而且受製於製度環境；在效率機製之外，合法性（legitimacy）機製也是解釋組織現象的關鍵。從二位學者的論述中不難看出：在技術環境和製度環境的整合與互動中，以及在對於效率指標和合法性要求的適應與滿足中，特定組織的環境圖景得以清晰展現。
為了更好地理解這種環境圖景，我們先以鳳凰衛視為例（作為一家對於“9·11”事件、伊拉克戰爭、“非典”疫情等重大國際危機做過優質報道的華語媒體，鳳凰衛視具有典型性），做一個簡單說明：
首先，鳳凰衛視的生產機製必須滿足有效率要求的技術環境，它必須按照“成本最小化、產出最大化”的原則組織媒介產品的生產。為了滿足這樣的生產原則，最基本的做法是遵循“科學管理理論”，即“通過嚴格程序把每個人的工作規範化，把工藝流程標準化，減少管理人員的主觀成分”。而在具體的運作當中，一方麵要避免人浮於事，另一方麵就要爭取“花小錢、辦大事”。比如，雖然鳳凰衛視把國際危機的及時報道與跟進評論視作發展的關鍵，但無論其國內分支（北京、深圳、上海等）還是全球各處記者站（日本、歐洲、北美等），業者人數都非常少，與知名的國際性媒體或央視、新華社等國內權威媒體相差甚遠。可是，這些精幹業者做出的報道卻不一定輸給大型媒介機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