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危機事件的國際性預警
如果通觀國際危機的報道、評述及其中的議程設置，不難發現，哪怕再及時跟進，媒介組織所做的仍然是一種“亡羊補牢”的工作。在大部分情況下，危機並不會因傳播而逆轉或消失。於是，國際危機傳播活動的社會價值更是在一種動態、持續性的框架中得以實現。舉例來說，這次在這個區域發生的政局動蕩（如2009年泰國“紅衫軍”大遊行）、武裝衝突（如2001年阿富汗戰爭）、重大汙染（如2010年匈牙利鋁廠有毒廢水泄露）等危機事件被披露、被報道，可以對今後在另一個區域發生的同類事件的應對起到一種預警效果，甚至可以避免同類事件的再度發生。
除此之外，對於危機事件的國際性（或區域性）預警，不但是媒介組織“對危機負責”，也是其“對社會負責”的一種表現。為什麼這樣說？在此必須引入“風險社會”（risk society）的概念。這一概念的提出者貝克認為，“風險社會是現代社會發展的一個階段，在這個發展階段裏，由於工業化過程中所出現的一些問題，導致全球性風險開始出現，使人類日益‘生活在文明的火山口上’，麵臨越來越多的風險景象。”吉登斯則進一步指出，“風險社會不僅僅表現為社會中風險的不斷湧現，更重要的是它意味著人們需要根據規避風險的原則來組織社會。”
“根據規避風險的原則來組織社會”該如何做到？一般來說，風險被看做“損失的可能性”，而危機則是“已經明確發生的損失”。由此，風險是前期形態，危機是後期表現。於是，我們之前提到的媒介組織對於危機事件的預警，也就是在“風險社會”的視角中對處於前期形態的風險情境做負責任的傳播（“對社會負責”），避免作為後期表現的危機的發生。
（四）危機背後的世界觀塑造
參與國際危機傳播的媒介組織也在相關的信息生產活動中融入了世界觀的表達與塑造。誠然，這種表達與塑造在很多時候是隱性的、潛在的，但在傳播活動中卻往往能夠“潤物細無聲”。那麼，對於我國的媒介組織，特別是有一定實力與影響力的媒介組織而言，在世界觀的隱性傳播中應該怎麼做呢？在此，提出兩個對策性建議。
第一，認清當前的現實狀況，加強與外埠的交流、合作。畢竟中國過去參與國際傳媒活動較少，中外同行之間以及中國傳媒與外國受眾之間的互相理解也不多。一般的了解做不到，更別提世界觀的塑造了。因此，我國的媒介組織應采取積極主動的姿態，加強與各國媒體、受眾不同層次的交流與合作，糾正外界，特別是國外新聞界對中國的模糊認識與偏見——先輸出可以被接受的“事實”，然後再輸出可以被接受的“世界觀”。
第二，利用漢語的傳播優勢，形成廣泛的“華語傳播圈”。這是因為“漢語擁有世界上四分之一的人口，除台、港、澳地區外，還包括遍布世界各地的華人華僑，共同的語言與文化使海內外華人的聯係與互動在全球化的今天更趨活躍。中國國際傳播機構應關注和重視海外華人報刊和華語廣播電視的發展，加強與它們的信息溝通與交流，從而形成一個‘華文傳播圈’。在意識形態和文化還不可能被世界廣泛認同之時，中國國際新聞傳播由華語地區逐步走向世界應是可行而有效的快捷方式之一”。
第二節 國際危機的媒介生產機製
國際危機傳播的主體與載體是各級各類的媒介組織。接下來，在一定的社會—媒介情境以及曆史格局當中，讓我們走近乃至走進這些媒介組織，一起探求國際危機的媒介生產機製。
首先，對生產機製（production mechanism）做一簡要剖析。所謂生產機製，是指一個社會組織在進行生產活動時相互作用著的過程和方法。這裏所說的過程，是由一種方法論指引的過程，在其中有一定的社會理解力與媒介觀念在發生作用；而這裏所說的方法，則是一種在過程中起作用的方法，是一種“被運作”的方法而非“被理論”的方法。
其次，為什麼要走近或走進媒介組織去探究其對於國際危機的生產機製？科特在《媒介組織與產製》一書中特別提到，“進行分析的研究者，常常隻是借由文本的內容分析，就指出關於產製可能的解釋、動機或原因；所有的立論根據，隻不過是對文本分析中一些微不足道的論點大做文章。若我們想了解，為何媒介采取某些呈現的形式，又為何媒介論述中從未出現某些人、事物，就不能隻依賴媒介內容的解讀，無論那些分析多麼精細，方法論又有多麼嚴謹”。因此，結合（但不限於）媒介組織中實務知識（craft knowledge）的觀念、過程分析，是一種恰切的中層理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