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新的媒介手段與國際危機報道
由於新的媒介手段的出現、演進以及被廣泛的接受、使用，博客、微博、網絡視頻等對於國際危機的傳播能力與效率同樣不可小覷。在此以伊朗大選風波中的Twitter危機（2009年）為例，做一分析。
首先，這一事件可以簡述為：由於對伊朗大選的競選結果不滿，民眾上街示威抗議。在示威人群中，一個名叫妮達的年輕女子胸部中彈，倒在地上時還拿著手機打電話，睜著雙眼。她身邊的人用手機拍下了她中彈後的場景。因伊朗政府屏蔽了部分網站的訪問，這段40秒的視頻被拍攝者發送到在荷蘭的朋友處，並由其朋友上傳到YouTube與Facebook。在一天的時間裏，這則視頻已經遍及互聯網每一個角落。而且，數以千計的Twitter用戶將自己的“頭像”替換為“我是妮達”或是“妮達不死”等圖片，還有一些網民貼出了一顆破碎的綠色心髒的圖畫（綠色是伊朗改革派代表人物穆薩維陣營的代表色）。
從這一案例中，我們可以看到Twitter作為一種新的媒介手段以及傳播渠道的影響力，它及時、廣泛地在互聯網世界製造了一個話題，並且大量網民也自發協助了這一話題的再傳播。而在互聯網世界之外，《紐約時報》、CNN、美聯社等傳統媒介組織又跟進再報道。線上線下的合作，草根與業者的互動，使得此間的國際危機本身及其“被微博”的傳遞都得以最大化地展現出來。
三、生產機製中的“危機再生產”
在本章之前的論述中，筆者曾提及“媒介化危機”的概念。“危機再生產”，與“媒介化危機”，從整體上來看是一個問題（媒介組織與危機的關係）的兩個層麵。前者，是在媒介生產機製層麵的呈現；後者，是在媒介組織層麵的呈現。那麼，生產機製層麵的“危機再生產”究竟是如何呈現的呢？
首先，什麼是“危機再生產”？在此給出一個簡單的定義，它指的是媒介組織在進行國際危機傳播活動時，由於媒介組織與危機之間的互動影響及互相建構的關係，導致危機本身的範圍、程度、影響力發生變化，或者產生了若幹新的危機。具體而言，“危機再生產”有以下四種表現形態：
（一）轉危為機的良性演進
轉危為機的再生產模式無疑是身處危機當中的人們最願意看到和接受的媒介活動。同樣是影響力很大的震災，汶川地震和唐山大地震的傳播活動差別卻很大。由於我國各級媒介組織在汶川地震的傳播活動中基本遵循了傳播規律和新聞專業主義的要求，因此直接在國內促生了“多難興邦”的積極輿論氛圍且有效凝聚了民心，而在國外則贏得了媒體同行的認可以及更廣大範圍民眾的關注與支持。甚至，海外其他媒介組織的跟進報道也對我國政府持有一種相對利好、審慎評價的姿態（當然，並非一味說好），比如新加坡《聯合早報》在一篇名為《中國式總理》的文章中寫道：“解放軍和武警戰士急行軍數十公裏奔赴災區、沒日沒夜解救災民的時候，除了人道精神，也有理想與光榮的信念追求，‘軍民一家’、‘人民子弟兵’的詞彙才如此令他們刻骨銘心；當溫家寶哽咽著撫慰兒童說，‘孩子，別哭，孩子’，‘以人為本’的理念才不會是僅僅停留在會議公報和黨報黨刊上的文字上。”
另一個“轉危為機”的典型案例，是本章屢次提到的智利礦難事件（2010年）。這一危機事件通過全球媒介組織的廣泛傳播，不但成為智利政府的一次絕好國家形象宣傳，也推進了全球礦難救援工作。那是因為前所未有的智利救援行動（該救援行動也獲得了前所未有的傳播）給世界各國政府增添了壓力，要求它們拿出更多行動來。事實上，也的確有很多國家感到有必要加強政府應對礦業相關問題的能力。
（二）危機重生的惡性趨勢
雖然有不少“轉危為機”的典型案例，但對於媒介組織的國際危機傳播活動而言，也有一些促使危機重疊、不斷惡化的例子。
比如，在2008年“3·14”拉薩事件的相關報道中，CNN網站上登出一幅新聞圖片，圖中兩輛軍車正向兩名平民駛來。事實上，如果完整展示圖片的話，可以看到當時軍車旁有約10名暴徒在向軍車投擲石塊，這顯然是經過裁剪的圖片。同一天，BBC網站上刊登題為“藏人描述持續騷亂”的報道，所配照片的說明是：“拉薩目前有大量軍隊”。而事實上，配圖是西藏當地公安武警協助醫護人員將騷亂受傷人員送進救護車的場景，圖中救護車上“急救”二字頗為醒目。德國RTL電視台在其網站的新聞欄目中登出一幅表現四名揮舞棍棒的警察追打遊行者的照片，圖片說明為：“中國警察在西藏鎮壓抗議者”，但實際上是尼泊爾警察17日在加德滿都驅散遊行示威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