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章要點
在具體的國際危機傳播行為中，過度報道與過度闡釋是常態
國際危機傳播的闡釋學特征
國際危機傳播中的過度報道與過度闡釋行為
近半個世紀以來，隨著交通工具和媒介技術的升級，信息跨越空間所消耗的時間越來越少，地球於是變成一個小小的村落。而隨著國與國之間“信息距離”的縮短，國際危機事件對國際關係的影響與以往相比也有了明顯的變化。一方麵，國與國之間發生的危機事件對全球形勢產生的影響越來越大；另一方麵，原來隻具備本土影響的小事情由於全球化的環境往往轉化為具有國際影響的大事件。在這種背景下，國際危機傳播已成為涉及國家安全和外交策略的重要領域，對一個國家在一段時間內的政治經濟文化形勢都將產生深刻影響。
國際危機傳播牽涉廣泛，往往牽一發而動全身，因此，如何傳播、傳播效果如何都與國家利益直接關聯。也正是因為利益攸關、安危存係，在國際危機事件中，每一個傳播主體的傳播行為都基於自己的利益所在而發生必然的傳播“偏向”。這種“利己偏向”的重要體現就是在傳播過程中對自己的利益傾向和價值取向進行或隱或顯的“解釋”。
那麼，這種必然存在的“解釋”應該怎樣認識？“解釋”由哪些基本的因素構成？“解釋”又是否應該有相應的度與範圍呢？這些都是關心和研究國際危機傳播的人們需要了解的重要問題，也是本章要探討的內容。
第一節 國際危機傳播與闡釋理論
在當代學術體係中，國際危機傳播和闡釋理論仿佛是互不相幹的兩個學術體係，二者各有自己的理論範疇和研究重心，沒有什麼交集。由於國際危機傳播在當世顯得愈發重要，其中的“解釋”行為又對這一領域產生著至關重要的影響，這二者才被強行安排到聚光燈下，二者之間的關係才成為人們關注的重要課題。也就是說，二者好像是現在才被人們聚合在一起進行研究的。果真如此嗎？
其實隻要我們將研究的視線稍稍拓寬，就會發現二者之間的關聯有著相當長久的曆史淵源。
一、國際危機傳播與闡釋理論的淵源
前文已提到，當代國際危機傳播研究的起點大約在半個世紀前。不過，用曆史的眼光來看，國際危機傳播並非在最近的半個世紀裏才發生，相反，這種現象古已有之且一直在人類社會的發展中占據重要地位。在人類社會誕生的初期，人與人之間因各自利益的不同而逐漸分化，人際關係也逐漸變得複雜，後來便延展擴大為部落與部落之間的關係。在各大文明進入到奴隸社會之後，代表更大群體利益的國家開始形成，在此基礎之上產生了國與國之間的利害關係。國與國之間的爭戰便是早期最為典型的國際危機事件。在各國力量消長、你爭我奪的過程中，信息的傳遞可能在比我們所知要早得多的時候就已經成為一個國家、一個民族生死攸關的事情，而非常重要的是，在人類早期的國際信息傳遞中，“解釋”已經無處不在。
曆史上著名的馬拉鬆之戰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公元前490年，波斯發動了對希臘的侵略戰爭。雅典軍隊在無外援的情況下在馬拉鬆平原與波斯軍隊展開決戰，最終以少勝多。為了將勝利的消息告訴雅典城的居民，通信兵菲力比第斯受命跑回雅典，讓同胞們早一點分享勝利的喜悅。他不顧路途的遙遠和饑渴傷痛，穿越了42.195公裏的距離，一刻不停地跑到雅典城，到達以後隻向自己的同胞高呼了一聲“歡呼吧，我們勝利了”就倒在了地上。人們後來以馬拉鬆長跑的方式來向這位勇士致敬，如果從國際危機傳播的角度來看，其實也是在向這次危機事件中的傳播行為致敬。在這次古老的國際危機傳播過程中，“勝利”兩個字的傳遞讓人付出了生命的代價，從另一個角度顯示了“傳播”在國際危機事件中的重要位置。如果用現在的眼光來看待“我們勝利了”這一句簡單的告知語，其實也是一個典型的闡釋行為。
中國曆史上的類似事件更是層出不窮。比較典型的要算戰國時期。其時七雄爭霸，烽火不絕，出於各國利益和存亡的需要，有能力在各國之間傳遞信息並進行遊說的人士成為諸子百家中的重要一派，稱為縱橫家“七雄中的秦，從孝公用商鞅變法之後，日漸強盛。到後來成了與六國對峙的局勢。這時候的遊說之士，有的勸六國聯合起來抗秦，有的勸六國聯合起來親秦。前一派叫‘合縱’，是聯合南北各國的意思，後一派叫‘連橫’，是聯合東西各國的意思。”，代表人物為蘇秦和張儀。用現在的觀念來看，縱橫家們已是職業的國際危機傳播者。蘇秦起初遊說秦惠王連橫不成，回家後頭懸梁錐刺股發憤讀書，一年之後遊說六國合縱成功，配六國相印，睥睨天下。張儀遊說楚國不成反被鞭打，卻說隻要舌頭尚在就成，後來也拜了秦國的相。用如今的觀念來看，蘇秦張儀二人因遊說而獲得很高的社會地位，顯示了傳播在當時國際關係中的重要性。從另一個角度來看，他們二人作為職業的國際傳播者，遊說的內容不外乎戰爭與詐謀，都與“國際危機”相關，而遊說者必然要“解釋”他們的主張才能讓信息的接受者遵從。他們既然成“家”，說明這種“解釋”已經具備了很高的技巧和策略。當時的文獻《韓非子·說難篇》就專門總結了這種傳播的技巧和策略，可以視為古代國際危機傳播研究的重要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