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聖潔近代史在我國曆史上非常重要，是因為在這個曆史階段，我國受列強的侵略、掠奪，從古老的帝國淪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會。近代史對我國基督教也特別重要，因為基督教在近代的傳入正在這個時期。中國基督教的跌宕起伏與整個國家、社會的命運緊緊相連。新中國成立後，基督教三自愛國運動發起，承認帝國主義利用基督教侵略我國，努力使基督教脫離帝國主義控製而自辦。
改革開放以後，學術研究繁榮，對近代史的研究也呈多元現象，往往對同一個曆史事件，有不同的論述。要還原曆史的真實麵目，講授曆史的真相，不僅要掌握大量史料，還要考慮如何看待這段曆史。這是因為：
（一）曆史不僅是事件的堆砌，而且是具有判斷的思考。譬如我們提到“祖國”，它不僅是對山川、河流、城市的描述，更是作為人民關於自己所屬的國家的溫馨感受。談到近代史，不僅是那些侵略戰爭、不平等條約，更是血與淚的記憶。
（二）共同的曆史是認同的基礎。古人一直重視曆史記載，如司馬遷雖受過腐刑，出獄後還畢其功寫成《史記》。清代龔自珍語：“滅人之國，必先去其史。”如果一個國家的曆史消失，國民意識便不能存續。近年來日本有些人執意改寫曆史教科書，為的就是抵賴過去的侵略罪行，為軍事崛起製造依據。我們必須牢記近代史，才能更珍惜今日的成就，並為中華民族的複興而努力。
（三）曆史研究的目的是為吸取教訓，正確麵向未來。梁啟超很重視曆史研究的目的性。他在《中國曆史研究法補編》中強調凡作史總有目的，沒有無目的的曆史。中國史家認為曆史是“載道”的工具，是要說明道理的。所謂“述往事，思來者”，“前事不忘，後事之師”都有這個含義。我們並不讚成“曆史循環論”，認為曆史就是簡單的重複，但曆史常有驚人的相似之處，可給後人提供教訓。
我感到在對待近代史與中國基督教這個問題上，需要考慮下列角度：
從歐美曆史的大背景來看中國近代史研究曆史必須重視收集史料，更要緊的是注重史事之間的相互關聯。梁啟超說：“善治史者，不徒致力於各個之事實，而是要著眼於事實與事實之間，此則論次之功也。”許多史學家都強調，史事之間相互關聯，不僅一國內部的曆史是個整體，整個世界的曆史也是相通的。因此要反映曆史的真實，必須闡明這些事實與當時社會與時代背景的聯係，才能說明事情的來龍去脈和因果關係。這是全局和局部的關係，決不能忽視。
研究中國基督教的曆史也是如此。著名基督教史家賴特烈在《基督教在華傳教史》一書的序言中開宗明義就說，他是根據政治、經濟、知識、宗教等不同因素來闡述基督教在華傳教事業的。“傳教運動是西方對中國施加影響的組成部分。它可能形成的原因，不僅是宗教的，而且是經濟、政治和知識層麵的，它的曆史與西方對中國的侵略密不可分。”費正清著的《劍橋中國晚清史》也有大量類似評述。這些都證明當時的傳教運動與歐美工業革命後殖民擴張的需要是分不開的。
基督教三自愛國運動發起以後，20世紀50年代《天風》曾經大量揭露帝國主義過去利用基督教侵略中國的材料，2000年以後基督教全國兩會編寫出版了《前事不忘，後事之師》、《傳教運動與中國教會》兩本專著，通過歸納大量史料、分析曆史背景的手法，說明傳教運動在經濟上、政治上為殖民主義服務是推翻不了的事實。特別在文化上，殖民勢力從“西方文化中心論”出發，把西方文化與基督教等同起來，借此取代中國文化，占領中國，改造中國，這也是抹殺不了的曆史事實。最明顯的就是1921年出版的《中華歸主》全國教會大型調查錄，英文名稱竟是《基督教占領中國》！類似的事實不僅在中國，在亞洲、非洲其他國家亦發生，它已被世界上公正的曆史學家廣泛承認。
有人認為外國教會來華傳教，特別是開辦學校等文化教育事業是促進中西文化交流，並無政治目的。我們並不否認教會所辦的文化事業的確起了介紹西方先進文化，促進中西文化交流的積極效果，對中國近代社會的發展有很大的貢獻。但從外國負責傳教事業者的初衷來看，他們除了借此傳教，傳播西方文化之外，並非沒有通過培養中國的人才，進而控製中國社會和政治的目的。當然並非每個外國傳教士都自覺地這樣認為，有的確實熱心於中西文化交流，並作出了具體貢獻，不僅傳授西方先進醫學、科學，還把我國的四書五經譯成英文等。但是那些具有戰略頭腦的領袖，確實有其政治考慮。英國傳教士李提摩太認為掌握了教會大學（其中就讀的學生以後有許多人要在中國政府中當領導）和中國宗教界領袖，就是“抓住了中國的腦袋和脊梁”羅冠宗主編：《前事不忘，後事之師》，宗教文化出版社2003年版，第474頁。，這是極具典型性的一句話。美國傳教士明恩傅向羅斯福總統建議，退還庚款用於津貼留學生和在中國辦學。他引伊裏諾大學校長詹姆斯的信作為依據，也是著眼於“用最完滿和巧妙的方式，控製中國的發展”。事實上，教會學校的學生並未都按他們所設計的去為侵略勢力服務，有的後來還成了愛國領袖，但這並不能否定殖民勢力當時的用心。正因為有這些複雜的政治牽連，那時的中西文化交流就不能說是純粹的文化交流了。
在注重中外和平交往的今天，對於曆史中不愉快的經曆，似乎不應該再翻老賬，然而當今的有些事實又不得不令人深思。2007年境外華人教會團體借紀念馬禮遜來華傳教200周年之機，大肆歌頌傳教運動，進而為向我國“大傳福音”造聲勢；有的境外中國教會“專家”早已把“中國福音化”落腳於“不能再將中國大陸的命運留給那些不信神的人（無神論者，指共產黨）處理”趙天恩：《扶我前行》，台灣中國與福音出版社2004年版，第64頁。；美國資深記者認為中國如果有1/3人信基督教，“以基督羔羊征服中國龍”，就能改變世界力量均勢，使中國成為“美國的盟友”；在境外舉行的“中國福音大會2007”上，有人把韓國“泉水教會”派人到阿富汗去傳教（後被殺害）作為向大陸傳教的榜樣等事，都說明以傳教來達到政治效果的手段仍在繼續使用。我們要抵禦政治滲透，就不能忘記曆史的教訓。
從中國人民的本土意識來看中國近代史最近讀到《新思想史研究、曆史教科書編纂及其他——清華大學葛兆光教授訪談錄》一文《曆史教學》2005年第2期。，他提倡在曆史研究中應該有本土意識、本土立場、本土的眼光，才能在文明對話時，真正融入世界。我很有同感。我們不是要強調“民族主義”，排斥外國的各種新觀念和學術成果，但是不能忘記我們是中國人，許多發生於我們國土上的事件，我們和我們的祖先親曆其境，有切膚之痛，這正是境外學者難以充分理解的。現在在西方強勢話語下，有人隻以西方所占有的大量從他們的立場出發收集的材料為依據，隨從虛無主義思潮，盲目否定我國的曆史傳統和文化遺產，甚至說“鴉片戰爭給中國送來了近代文明”，混淆侵略與現代文明，鼓吹“侵略有功”，這真是可悲的現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