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佛經的翻譯自後漢至宋代，曆一千二三百年，這樣曆久不衰的翻譯工作，在世界上是空前的。從實踐中產生的理論，也以佛家為最有係統，最深刻。晉代道安（314~385）主張質，即直譯。他提出了“五失本”，意思是，在用漢文翻譯佛經時，有五種情況允許譯文與原文不一致。他又提出了“三不易”，意思是，三種不容易做到的情況。苻秦的鳩摩羅什（344~413）則主張除“得大意”外，還須考慮到“文體”。他說：“天竺國俗，甚重文製，其宮商體韻，以入弦為善。凡覲國王，必有讚德；見佛之儀，以歌歎為貴，經中偈頌，皆其式也。但改梵為秦，失其藻蔚，雖得大意，殊隔文體，有似嚼飯與人，非徒失味，乃令嘔噦也。”（《高僧傳》卷二《鳩摩羅什傳》）隋代彥琮（557~610）最推崇道安的理論，他主張直譯，提出“八備”和“十條”。“八備”指翻譯者必須具備的八項條件；“十條”指他對譯文體例、格式的十種規定。到了唐代，玄奘（602~664）是中國翻譯史上集大成的人，文質並重，但似以質為主。他沒有留下專門闡述翻譯理論的文章。《翻譯名義集》中記載了他的“五種不翻”的學說，指出有五種詞語隻能譯音。北宋讚寧總結了前人的經驗，提出翻譯佛經的“六例”，詳細探討了翻譯中六個方麵的問題。他給翻譯下的定義是：“翻也者，如翻錦綺，背麵俱花，但其花有左右不同耳。”這個生動的比喻，說明翻譯是一種藝術（如翻錦綺），它將（語言的）形式加以改變（左右不同），而內容不變（背麵俱花）。
北宋（960~1127）初期還有翻譯活動，以後逐漸衰微。它的重新興起始於明代（1368~1644）永樂五年（1407）。那時由於對外交通的需要，創立了四夷館，培訓翻譯人才。明代末期，西學東漸，翻譯工作更活躍起來。但此時翻譯的方向已完全改變，不再是印度的佛經，而是歐洲的天文、幾何、醫學等方麵的典籍，中國翻譯史已達到了一個新的階段。
明代一些著名的翻譯家對翻譯工作也提出自己的看法。意大利傳教士利瑪竇（1552~1610）說：“且東西文理，又自絕殊，字義相求，仍多闕略。了然於口，尚可勉圖；肆筆為文，便成艱澀矣。”這是說，中西語言結構不同，文章脈絡不同，西方有的術語為中國所無，口頭解釋一下還可以做到，筆譯成文，人家就看不懂了。同時代的一位中國科學家李之藻（？~1631）在描寫當時外國傳教士的譯書態度時說：“諸皆借我華言，翻出西義而止，不敢妄增聞見，致失本真。”此時的翻譯往往用合作方式，同初期佛典翻譯相似，即中國學者與外國人合作翻譯，潤文的責任則放在中國學者身上。
鴉片戰爭以後，中國有識之士痛感學習西方之必要，翻譯活動又逐漸興起，在中國翻譯史上形成又一個新階段。馬建忠（1845~1900）強調譯事之難。梁啟超（1875~1929）鼓吹佛典翻譯之高明。畢生從事西方社會科學翻譯的嚴複（1853~1921）在幾篇序文裏申述了他在翻譯中遵循的原則。在《天演論》序中他說：“譯事三難：信、達、雅。”“信”是忠於原作，“達”是忠於讀者，“雅”是對於文學語言的忠誠。信、達、雅雖然隻三個字，但體現了作品、讀者、語言三者之間的關係。在嚴複那些譯本當中，《天演論》接近意譯，《原富》則近於直譯。他說：“是譯與《天演論》不同，下筆之頃，雖於全節文理不能不融會貫通為之，然於辭義之間無所顛倒附益。”不過他對本書“繁贅而無關宏旨”的地方，則又有所刪除。在《群己權界論》譯凡例中他說：“原書文理頗深，意繁句重，若依文作譯，必至難索解人，故不得不略為顛倒，此以中文譯西書定法也。”可以看出，《天演論》是意在達旨的述譯，《原富》是辭義無所顛倒的嚴譯，《群己權界論》是不依文作譯的寬譯。但是不論譯法如何，有一點是始終如一的：即避免按字直譯，努力用新的詞或詞組以求詞義的全部傳遞。例如evolution中文沒有與之相應的詞，於是采用“天演”一詞；libehdy這個法製觀念中國當時還沒有，於是用“群己權界”這一詞組。嚴複對於西文詞義的翻譯做出了可貴的嚐試，但是這方麵的研究還有待開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