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花也是傳統社會危害甚劇的疾患。對於天花，民間一直就流傳著一些土辦法進行預防，但受用的人很小，沒有推廣。最早采用的是痘衣法，即讓嬰幼兒穿天花患者的衣服為媒介，誘其漸發。但此種方法會因感染過重，導致死亡；還有鼻痘法，俗稱“旱花兒”，就是將結痂期的天花患者的痘痂研細，用銀管吹入嬰幼兒的鼻腔，同時，令其食用醪糟、雞蛋、海產等發物，叫“表花兒”。以後改為痘苗法，即將痘痂研細，調乳成漿，再用酒洗淨嬰幼兒的上臂，用角刀輕劃“十”痕，略見出血隨點漿苗，令幹即可。民間對花兒的防治，多由道人操作，視為神秘。清末甘肅始有牛痘局。清光緒四年（1878年），“戊戌變法”六君子之一的譚嗣同曾隨任鞏秦階道的父親譚繼洵赴秦州（今天水市），協助父親在此地推行預防天花的辦法，設立牛痘局，勸鄉民種牛痘。從此，各地逐漸開始種牛痘。其他諸如麻風病、肺結核（民間稱為娥娥病）等傳染性疾病幾乎無醫治的良方。老百姓見病變色，毫無辦法。筆者在調查中了解到，許多地方對此類病人采用在野外搭建草棚隔離或活埋的辦法，以防傳染。
三、宗教救濟
宗教救濟在全民信教的少數民族裏是比較普遍的一種社會救濟，本來應該和民間救濟屬於一類，但考慮到少數民族的宗教救濟有其特殊意義，故另列。宗教救濟的施救範圍不僅為同一宗教的信仰者，對不同宗教信仰的人也有救濟的。傳統宗教都提倡救濟精神，救濟是宗教追求的一種精神境界，是宗教遵循的普遍原則。宗教救濟有些屬於信教者個人的修持，借神的名義對窮人和病痛折磨的人給予救濟；有些是宗教寺院開展的各種公益活動，這些都體現出宗教關愛生命的精神。藏族的寺院和穆斯林的清真寺均承擔了救濟社會的義務和責任。近代基督教等西方教會也時常開展救濟活動。
遊牧的藏族部落，在遷徙之前，將病弱的老人寄養在寺院裏，由寺院供養。伊斯蘭教注重對教內貧民的施舍，也有對不同宗教的信仰人群予以救濟的。伊斯蘭教提倡信仰者要愛群合作，對生存有困難的人，要相與資財，使其生存。“回教重布施，規定一人每年之收入，除了自用，有餘者須提出一部，布施他人，並規定每銀十四兩提出二錢五分，每食糧一鬥提出一升，每年數日，散給貧民。”伊斯蘭教的宗教救濟功能比較強。據資料記載，“教義愛群合作，有不自存活者，相與助財，使其謀生。這種扶危救困的精神，在民十八年西北大荒災時最見成效果，我們看見漢人餓殍遍野，未看見回民有餓死者”。究其原因，與伊斯蘭教提倡的愛群合作、扶危濟困的精神有很大的關係。
四、兩例民間習慣法
1．水規
水對甘肅這樣一個幹旱和半幹旱的省份來說，顯得十分重要。甘肅的水田一年需灌溉四次，即頭水、二水、三水、四水。遇上旱年，在麥苗需要灌溉的時候，各地常發生爭水事件，處理不當，還會引發人命案件。可以說各地的爭水案件是屢禁不止，常由官府出麵協調才可平息爭端，是為官者頭疼的一件事情。為了杜絕爭水事件的發生，各地根據具體情況製定了嚴格的水規，有的地方的水規是在官府的協助下製定的，有的地方的水規則是相關的數村的人共同製定的。在河西一些村落密布的地區都實行分水製度，一般有按糧分配和按田畝分配的製度，各地的分水製度都有各自的特點。現以資料記載的酒泉地區的水規為例，來看看水規的基本情況。
民國時期，酒泉各河係大都采用按糧分水，即渠口的大小以納田賦的多少而定，所謂“渠口有丈尺”。各戶按交納糧的多少規定澆水的時間和水量，而與實際種植的地畝麵積無關（納糧的多少，並非完全以土地的多少而定）。具體采用這樣幾種措施：
一是點香製，即按一天十二時辰燃香計時，河西各縣普遍采用這種製度。因香的質料有別，有粗、細、幹、濕的區別，燃燒的時間也不盡相同，因此各分水口都有專管點香的人，稱為“活龍王”。有些地方隻在白天點香澆水，晚上實行澆“亂水”，又稱“放炮水”或“半夜水”。即從“起更”、“放二炮”開始至半夜雞鳴時，可以亂澆，不受限製。
二是幹溝濕輪製，所謂幹溝濕輪製，是在規定的澆水日期內，不論有水或無水，也不管水大水小，均為一輪。如果澆到中間溝幹了，第二輪水仍然從頭澆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