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詭異的是，凱恩斯主義和哈耶克理念兩種“救市”策略隨著經濟危機的深化均陷入尷尬的境地。一方麵，由2008年觸發全球金融海嘯的美國房貸金融機製倒塌開始，以貪婪嗜血的華爾街投行為對象，以“占領華爾街”為象征，作為西方社會自由中最基本的一種自由、在美歐暢行多年的經濟自由主義，在金融資本等相關利益集團操縱下，日漸滑向違背社會公共利益的極端軌道，因而遭受了空前的批判和抵製，被廣泛認為是導致社會利益結構失衡、貧富分化的禍首，也是民生的敵人。這種觀點在歐美已形成了相當普遍的共識。奧巴馬政府推動全民醫保等左傾政策，巴菲特呼籲對富人增加稅賦等，都是對此的一種積極呼應。
另一方麵，如果說過分經濟自由主義及其引起的抵製，更多地隻表現為經濟文化問題的話，一段時間以來的歐債難題，卻相當嚴重牽涉現代民主製度的基本形式，是更深刻的社會痼疾。希臘及西班牙、葡萄牙、意大利等之所以政府債台高築，直接原因是社會福利支出嚴重超出政府財力，換言之，這些國家的經濟總量根本難以支撐社會的高福利，政府隻好借債度日，國窮民富乃是這些國家的一大特色。在社會主義色彩濃烈的歐洲，不僅上述南歐國家，即便是富裕的北歐、西歐諸國，包括丹麥、挪威等，實際上都不同程度遭遇高福利尾大不掉的長期困擾。在民主或代議民主之下，政客要得到更多的選票，就必須得到盡量多的民眾支持，不斷慷國庫之慨大撒金錢，當然皆大歡喜，是獲得選票的最有效手段。久而久之，無論民眾還是政客都形成一種慣性，不管經濟局麵是好是壞，社會福利隻能增不能減（謝無願，2011）。
這兩個方麵在性質上是矛盾的，至少從政治邏輯上看，要排斥某些經濟自由成分，政府政治上必須加大福利主義及經濟社會主義的政策取向；而要解開政府債務死結，卻又必須更新既有的製度，排除民主運作中為無原則福利主義所支配的習慣。美歐如今均陷入這樣的艱難糾葛，當然二者的境遇有明顯差異，在美國矛盾的主要方麵是前者，在歐洲矛盾的主要方麵是後者。這兩個難分難解的方麵，使美歐社會在兩難中陷入嚴峻的考驗。
政治沒有萬全之策，製度不會完美無缺。自由或平等、效率或公平、程序或實質、放任或幹預，何者為先？如何更佳？偏重某一端，是左右兩派政治學家和政治家永無結局的爭執。作為一種形而上學的論爭，兩端理論都可以邏輯自洽，但都不具有可證偽性。重要的是創造出一種機製，能保證政治環境不至於永遠隻有利於一部分人而不利於另一部分人，能對各種價值取向開放，社會係統可以在左歪右倒中保持動態平衡。
四、 第三條道路的福利思想
進入20世紀90年代以來，西方社會出現了一個重要的政治現象，這就是“第三條道路”的興起。以撒切爾主義為代表的新自由主義在歐洲的政治經濟生活中一度占據主導地位，曾使歐洲各國的工黨（社會黨、社會民主黨）陷入困境。其中又以英國工黨的狀況更為糟糕，在在野30多年後，其影響已日漸衰微。而新自由主義在它占上風的20年裏既取得了顯著的經濟成就，同時也帶來了許多後遺症。歐洲各國民眾普遍要求消除新貧困和社會犯罪等現象，對新自由主義政策已經十分不滿。正是在這種情況下，歐洲各國工黨（社會黨、社會民主黨）在90年代後期再度上台執政後，第三條道路應運而生。
英國首相布萊爾上任伊始，就提出要革新社會民主主義，摒棄老左派的國家管製、高稅收等做法，從社會民主主義和自由主義兩股巨流中吸取活力，走第三條道路。布萊爾的主張一提出，德國社會民主黨、荷蘭工黨、意大利左翼民主黨立即紛紛響應。隨著英、德、荷、意、法等國的工黨、社會黨和社會民主黨先後獲得執政權，以及獲得執政權的這些黨的領導人在1997年至1999年間三次召開第三條道路研討會，第三條道路的思想便廣為傳播，其政策便付諸實施。
第三條道路理論尋求的是超越傳統的左派（社會民主黨）與新右派之上的中間道路，是社會民主主義和新自由主義的替代選擇。社會民主主義之所以遭到排斥，是因為它嵌入到了國家主義結構中，這種結構難以適應以知識為基礎、以市場為導向的現代經濟；而新自由主義遭到拒絕，是因為它造成了混亂，損害了社會道義基礎。第三條道路是糅合了雙方的優點而形成的一種政治哲學，但一般認為，第三條道路不是一種意識形態，因為其不涉及政治運動。雖然第三條道路有時被人說成是“新”的社會民主主義，但支持者認為，第三條道路采用市場和私人部門的解決辦法，和社會主義傳統不再有多大關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