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生命倫理學的興起與發展
生命倫理學（Bioethics）亦稱“生物倫理學”，這個名稱在20世紀70年代由美國學者範倫塞勒·波特（V·R·Potter）首次使用。他在《生命倫理學：通向未來的橋梁（》1971年）一書中探討了人口和環境的倫理問題，其中還涉及到生物學與醫學領域的倫理問題。這意味著生命倫理學所要討論的倫理問題，不僅僅限於生物學領域，稱之為“生物倫理學”似有狹隘之嫌。故西方有的學者提出：生命倫理學也可用“BiomedicalEthics”這一術語來表達。事實上，目前人們在研究與表達生命倫理學的相關內容時，經常冠之以“Bioethics”或“BiomedicalEthics”。
生命倫理學作為倫理學的分支學科，是在20世紀50年代創建的醫學倫理學基礎上發展演變而成的。醫學倫理學關注的是醫學領域的倫理問題，除了有關醫護人員的職業道德、醫患關係的討論外，還以醫學活動為中心，就其目的、任務、對象、技術手段、醫療活動等提出相應的倫理觀念、規範以及價值的評判。
在醫學倫理學的研究中，往往呈現紛繁複雜的局麵：有運用倫理學一般的原則、觀念去探討和規範醫療實踐中的具體現象，也有試圖通過各種臨床案例，在不同的境遇中作出不同的倫理評價、判斷和處理。大致來說，20世紀60年代以來醫學倫理學所關注的方麵與走向表現為四種：
①注意事件所處的境遇以及人的實際需要和利益；②引導醫務人員承擔起職責和職業道德；
③對具體的案例作更為審慎的分析；
④有回歸到古老的倫理觀念，如“公正”“合理”等傾向。
然而，伴隨現代醫學、生物學、生命科學的飛速發展，以及高新生物醫學技術在醫學和非醫學領域的廣泛運用，醫學倫理學在進一步地延伸與擴展，它以生命為中心，不僅關注醫療領域中的病人，而且還麵對整個社會的人群，從生殖、生育、醫療衛生保健、公共衛生政策、人與周圍的環境關係，直到臨終、死亡等所引發的種種倫理問題進行探討，演變成生命倫理學。因而，生命倫理學包容了醫學倫理學，但又突破了醫學的有限範圍，在更廣泛更深入的層麵上，去探討與人們的生命息息相關的各種複雜的道德關係及倫理原則和規範。
在倫理學中，生命倫理學這一分支還是一門相當年輕的學科，它涉及的範圍既廣又複雜。從現代倫理學發展的趨向來看，對道德本質的追問，對道德基本問題的思考，乃至人類普適倫理的探索依然是倫理學研究的重要責任。生命倫理學是以人的生命為主（還要兼顧其他物種的生命）而展開的倫理研究，毫無疑問也會涉及道德本質、道德基本問題、道德基本原則和觀念等重要理論的探索，甚至在一定程度上要仰仗生命哲學的理論指導；醫學倫理學的內容仍是生命倫理學的一個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它重在繼續探討醫學特別是臨床醫療中有關現象的倫理判斷與倫理抉擇；鑒於先進科學技術，尤其是先進生物醫學技術的介入，在人工輔助生殖技術、生育控製、遺傳服務、克隆和基因治療以及各類人體實驗和研究方麵，生命倫理學都麵臨著大量亟需思考和研究的問題；此外，衛生保健政策和相關法律、法規的製訂、實施，往往會受倫理價值觀念的影響或左右，自然也是生命倫理學所要關注的方麵之一。概括而言，生命倫理學要有生命力，不僅要高度關注並深入研究層出不窮的新問題，而且大量的實踐也使人們日漸認識到，在對各種令人困惑的倫理問題進行思考時，很有必要對眾說紛紜的相關倫理原則、準則、觀念作一番認真的梳理和辨析，並且無可避免地一再回溯到最基本的道德理念和道德本質上去探究和深思。
人類數千年來經常為道德的難題所困惑，當今生命倫理學中諸如此類的倫理難題更是遍地叢生，從安樂死、克隆人、人類基因組與胚胎幹細胞研究，到器官買賣、精子卵子庫，甚至犯人的生育權等，如果僅停留在現象層麵作浮光掠影的一瞥或泛泛而談，顯然是無助於解決實際問題也不會有多大的理論建樹與啟示。因此，生命倫理學的發展可能要從兩方麵去加強：一方麵，靜下心來對浩瀚的文獻資料進行分析和整理，從中理出若幹關鍵的理論思考點，進而對其作深刻的反思；另一方麵，要深入到實踐之中，對目前生命科學的研究、高新技術的應用和人體實驗等引人注目的現象，以及由這些所引發的社會、倫理、法律等問題進行研究，並盡可能把這兩方麵結合起來。遊離於現實之外作倫理價值、觀念上的思辨，會陷入經院式的窠臼，而單純運用一些眾所周知的倫理原則、準則，機械地解釋或套用於千變萬化的複雜的倫理行為與爭端，往往也是力所不逮的，何況這些倫理原則、準則、規範本身也需要理論的支撐和實踐的支持。從某種程度上講，生命倫理學發展的曆程本身對此便是很好的說明。早期的醫學倫理學，其最初的研究者是一些研究宗教與神學的專家，隨後才有哲學家、倫理學家和少數醫學臨床工作者加盟。哲學家、倫理學家在醫學倫理學的建設中，因為缺乏必要的、足夠的生物醫學知識或醫療實踐經曆，在不少問題上發表的見解難免有隔靴搔癢之感；而眾多醫學臨床人員幾乎不怎麼涉足倫理領域。顯然，這不利於醫學倫理學這一新興的交叉學科的發展。近20年來，這種現象無論是在國外還是在我國都已大有改觀。醫學與哲學、生命科學與倫理學的研究者和工作者，因雙方的發展需要與相互吸引，正在日益緊密地結合並發展著富有成效的關係。與此相應，生命倫理的研究機構與隊伍也很快地出現與增長，期刊、著作、教材等也大量地出版和發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