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父輩的旗幟》到《落紅護花》
2006年秋冬正在美國熱演的二戰大片《父輩的旗幟》(TheFlagsofOurFathers，一譯《硫磺島的英雄們》，改編自詹姆斯？布萊德利與隆包爾的著名暢銷書，史蒂文？斯皮爾伯格監製，克林特？伊斯特伍德導演），從一個兒子的角度去反觀父輩的曆史：從父親作為舉國聞名的“二戰”快專遞英雄——那張同樣舉世聞名的美軍占領硫磺島後冒著戰火豎起美國國旗的曆史照片中的三位幸存者之一，為什麼直到臨終前，都一直回避向自己的兒女言及自己當年親曆的“英雄故事”？由此追溯出曆史當事人的諸般隱衷，這張作為美軍神話符號的“曆史巨照”背後被隱沒的真相故事，以及三位當事“英雄”在戰後的不同遭遇，等等。全片將硫磺島戰役的空前慘況和戰後“英雄凱旋”的畫麵交織在一起，將曆史事變複雜推進的細節與現實的思考追溯絞纏在一起，以極具震撼力、感染力的視覺形象提出了一個尖銳問題：我們應該如何認識曆史上的“英雄”？如何看待我們父輩的旗幟？
我們記寫普通人的傳記故事，普通，正是它的特色——普通得如我們做兒女的，其實時時都需要麵對父母，卻並非人人都知道如何去麵對父母的道理一樣。此書是由北京群言出版社作為“民盟曆史叢書”係列推出的。作者謝炎，也不是什麼知名作家，隻是一位比父親年事略輕的老同事、老至交、老盟友。讀罷謝炎叔叔以八十高齡長日伏案、辛苦寫就的父親傳略《落紅護花》，我馬上想到的，就是《父輩的旗幟》這部美國電影提出的同樣命題——我們應該如何麵對“父輩的旗幟”？
我故去的父親蘇翰彥，“文革”前曾長期擔任中國民主同盟廣東省委秘書長和省政協常委副秘書長一職，“文革”中含冤下獄，“文革”後賦閑在家，晚年定居香港，算是一個不大不小的“民主人士”。——我喜歡“蘇伯的故事”這一個書名副題。這位“蘇伯”，也許不是什麼聲名顯赫的人物——政壇耆老或者社會名流，但也不是一般市井的平頭百姓。在“大人物”和“小人物”之間，以往的文學書寫與曆史書寫，其實最容易忽略的，恰恰就是這個社會金字塔的廣大中間階層。由此說來，“蘇伯”，或許可以看作是上一代、老一輩向往光明進步並為之赴湯蹈火的中國讀書人的巨大群體中的一個普通代表吧。
父親生前雖然擔任過一定的政府公職，但無論在實際的權力和權位上，或是在具體的聲名和業績上，都隻能算是普通而微末的一位“機關幹部”，簡直是宦海滔滔中的一葉小舟。本來，按照某種不成文的慣例，似乎是無資格立傳、出書的。但是，正如胡適先生早年倡導過的“為普通人立傳”和注重“口述曆史”的理念所著眼的那樣——彙成曆史長河的不但是帝王將相、才子佳人，更是閭閻市井芸芸眾生的日常行跡。唯其因為“普通而微末”，才更不可忽略。
這本“蘇伯的故事”，正是這樣把一位長年生活在你我日常生活中的父輩一代人的成長履痕、向往追求、求索得失，以平實的筆觸如實鋪陳出來，讓我們一下子貼近、走進了一個以往因為“普通而微末”，反而變得習以為常、容易置若罔聞的世界及其精神靈魂。它所觸碰的話題，其實深意大焉——“我們應該怎樣麵對父親？”或者套用魯迅先生當年一個文題《我們今天怎樣做父親？》——在跨越20世紀的存在情境和問題意識的今天，我們——自認為清醒的、批判的新一代知識者們，應該怎樣麵對我們的父輩，怎樣理解和走近我們的父親呢？
在這裏，我願意把這個越來越變得“普通”並且“普遍”的問題，簡約化為一個更為具體的麵對——關於理想主義。當此被稱為“後冷戰時代”的世紀之交，我們應該怎樣麵對上一代、老一輩的旗幟——上個世紀曾經為之拋頭顱灑熱血的理想主義追求呢？
20世紀的曆史，從某個意義上看，就是一部理想主義從發熱、發光，成功、成型，到扭曲、暗淡以至墮落、損毀，而又振作乏力的曆史。理想主義，廣義地說，即是指一種為了理想目標——信仰、真理、主義、價值，等等，超越俗利計算而奮不顧身、義無反顧的精神追求。它其實是不能作簡單的“左”、“右”，“社”、“資”的劃分的。每一種社會情狀、人生情狀與思想情狀中，都可能會有“造次必如是，顛沛必如是”的仁者智者，“理想主義”都必定在其中占一席之地。在啟開現代性大門的上個世紀初年，無論國民黨人或共產黨人中間，“維新派”、“實業派”與“革命黨”中間，都曾湧現過一大批反映著時代需求、在曆史上有名或無名的理想主義者。
不久前，知名作家龍應台在寫給兒子安德烈的一封信中，說了一段很沉痛的話：“如果說我目睹和親身經曆的20世紀教了我任何東西的話，那就是：不要無條件地相信理想主義者，除非他們已經經過了權力的測試。一個有了權力而不腐化的理想主義者，才是真正的理想主義者。不曾經過權力測試而自我信心滿滿、道德姿態高昂的理想主義，都是不可靠的。”（《親愛的安德烈之六？向左走，向右走》）
同時，20世紀的曆史，又是一部不斷天翻地覆，今是昨非，昨是今非，“把顛倒的曆史重新顛倒過來”的曆史。此方的“理想”，可能是彼方的“毒物”；昨天顯赫的夢境，也許今天變成荒謬的笑談；今天樂不思蜀的情境，又或是昨日口誅筆伐的“萬惡之源”。於是，當今時世，我們就時時聽到這樣的慨歎：在今天這個功利第一、欲望驅動、流行時尚主導、物質消費掛帥的時代，已經不需要談論“理想”了，已經沒有“理想主義”的位置了。
讀《落紅護花》文稿，讀著父親他們那一輩人，在民族危難、生民塗炭之時，從青少年時代起，就把國家的憂患、百姓的疾苦和民族的命運自覺壓上自己的肩頭，冒著坐牢、殺頭的危險去為國家事、民眾事奔走呼號，並且把艱苦的行旅、跌宕的生涯化作自己的精神資源和生活樂趣，在經受曆史的挫折與委屈時不屈不撓、挺然而立，同時依舊無怨無悔地繼續奉獻付出……這是一頁頁真實具體的，沒有矯飾、誇張的曆史。謝炎叔叔的敘述，更帶著一種平直簡括的史筆風格，對此，你不能不動容、動情，有所感，有所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