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子記憶深刻的倒是祖父的書信，父親極其珍重地將這些已經發黃了的信函收藏在了一個鎦金漆匣中。祖母過世前，惟一交代兒子好好保留的就是這些信件。匣子裏，還有一尊雕刻精美的小佛像。
“那幾年，高木繁護在學術界的聲譽戲劇性地得到了提升。而個中原因，是由於他的研究非常偶然地與帝國在東南亞采取的‘同源共榮’政策產生了共鳴。一九四一年那年假期的最後幾天，當時泰國駐日大使向高木繁護頒發了一枚獎章，以褒獎他的學術貢獻。與北傳佛教相對應的南傳佛教，在學術界獲得了幾乎同等重要的地位。高木繁護同時也被聘為‘日暹協會’的特別研究員。頒授儀式就在駒澤大學的禮堂舉行，對高木先生而言，堪稱‘甜蜜的複仇’吧。而此時，日本佛教幾大宗派的學術機構和大學也紛紛開設了高木繁護先生的講座課程。
“值得一提的是日本學者在早期佛教研究方麵的三個重要建樹：第一個是早在一八八三年南條文雄出版的英譯本《大明三藏聖教目錄》；第二個就是高木繁護於一九三六年出版的《南傳佛教正朔勘名》；到一九八〇年代，另一位日本學者‘批判佛教派’的中村元又在此基礎上出版了《印度佛教研究：附書目注》，這個中村元與中村增造和中村佑行可沒有任何連帶關係。此書出版後，日本學界對於梵藏文獻的重視和比較研究，終於成為一個既定的支柱。這真是很囉唆的學術史話，兩位不會覺得厭倦吧?”
J博士似乎很享受這個過程，那感覺就像麵對兩個學生在當麵授課。
此刻，對麵的宋漢城和高木直子聽得很入神。
“說來有趣，戰前一直追隨高木繁護的中村增造脫離了早期的學術軌道。戰後，他在早稻田和駒澤兩所大學的授課工作和學術研究一直不脫離曹洞宗的本門經典。表麵看來，原先高木繁護的研究又沉寂了下來。在我擔任中村增造助手的那幾年裏，他幾乎是以一種嚴謹到刻板的態度，要求所有的弟子嚴守門規。我們當時的見解當然還處在一種相當粗陋淺薄的階段，沒有力量反叛，也不能不遵從導師引導的方向。
“讓我現在想起來仍覺有趣的一件事，是在一九八五年。中村佑行那時已從早稻田畢業，他繼承父親的職業，希望進駒澤大學學部擔任助教。雖然我和他年歲相差近二十歲，我們卻極其投緣。中村增造是反對兒子走自己的老路的，他沉浸在自己的世界裏，對兒子的學術誌向似有存疑。那天，中村佑行來我家，就是為了避免他父親的阻礙，希望從我這裏得到舉薦。
“我當然希望他先去自己父親那裏說明情況，如此暗中行事，老先生會很生氣的啊。於是，我生拉硬拽地將中村佑行拉到了他父親的辦公室。兩個人竟都默不做聲，這場麵真是讓我為難，我隻得勉為其難地代中村佑行說出了他的想法。
“中村增造聽完後，什麼話也沒說。其實，他早就知道兒子的誌向，也很了解他的脾性。兩個人之間的冷戰，因為我所不知道的原因，就這樣開始了。
“最後的妥協結果，讓我很感意外。中村增造教授提出了一個古怪要求：他找出了高木繁護一九三六年出版的那本《南傳佛教正朔勘名》，然後交到了兒子手裏。你們猜他都說了些什麼?”
直子和宋漢城示意J博士繼續往下說。
“他要兒子帶著這本書，自己找個不知名的寺廟持戒修行三年。三年後，中村佑行回這裏時，如果能在默默修行中有所覺悟，拿出自己的研究成果，他本人就將提前退休，舉薦自己的兒子繼承自己這個終身教職。簡直是聞所未聞的挑戰書啊。兩個人就這樣打了個賭，而我充當了居間證人，三人當下就抓起紙筆，立下了契書。中村拿著自己那份，恭敬地放在地上，跪伏在地，叩首三下，然後就退了出去。他找了老家鹿兒島的一座幾近荒廢的寺廟落腳，一年中消息全無。在他修行的第二年，等我某次路過鹿兒島，順路去訪問他時，廟裏的主持卻告訴我中村已不知所終。據他轉述說，中村佑行某天突然告知他要出門遠遊，就這樣辭別了鹿兒島。
“下麵發生的事，更讓人奇怪。三個月後，中村意外地又出現在我麵前，他還帶了一個年輕姑娘過來，突兀地告訴我說他要結婚了，並請我擔任他的證婚人。原來，從鹿兒島出走後，他返回了東京，竟然找到東京郊區的一所中學當了老師。那位年輕姑娘是他大學的同學，後來成了同事，也就是現在的中村夫人。我就被這個古怪家夥硬逼著做了證婚人。婚禮那天，中村增造教授沒有出席，卻叫人送來了一封書信，信裏沒有什麼具體文字，隻寫了距離兌現約定的時間還有多少日子。而中村佑行，也同樣大氣地回複了一封信，上麵寫道：‘父親大人請於幾年幾月幾日履行前言。’
“據說中村做教師的那段時間似乎和校長還有同事們相處得很不錯，隻是在每個周末，他都會安靜地工作，誰都不能去打擾。在假期裏，他整天就泡在各個大學和研究機構的圖書館裏。為此，我還讓中村假冒了我助手的名義，為他找了不少關係，提供了方便。
“那段日子中村過得很平靜。每年他都會帶著媳婦回上野家裏看望父親和母親，但父子兩人除了家常話，絕口不提當初的約定。我也覺得當初的打賭似已悄然作廢，可能雙方都淡漠忘懷了。
“約定時間到了，可我卻已忘了這事。中村增造特地打電話讓我去上野他家。我到了後，中村佑行已經在那裏了。中村增造當著我的麵，說他打賭輸掉了，他將提前退休，而中村將繼承他的職位，並請我一同舉薦。真是讓我驚訝不已的一對父子。可我到今天，還不清楚中村做了些什麼功課，通過了父親的嚴格審核。
“以後的事情，大家應該都清楚了。中村辭去了中學的工作，在中村增造的研究部門擔任父親的助理。一年後，中村增造以身體健康原因向校方提出了辭呈。同一年，中村出版了第一本學術專著，他開始了自己夢寐以求的研究生涯。第二年，他申請去英國倫敦大學亞非學院的佛學研究所做訪問學者，那裏是英國乃至世界收藏佛教書籍最多的學院。他加入了巴利聖典會。對這個聖典會，我想兩位都不會陌生吧?”
宋漢城當然知道，可直子就未必清楚了。J博士講得興起，渾然忘了這一節：“巴利聖典會成立於一八八一年，由裏斯.戴維斯夫婦一手創辦，在泰國皇室的讚助下，曾出版了巴利文三藏的英譯本。原來，在日本和父親打賭的三年期間，中村已開始自學巴利語、梵語和藏語，到歐洲求學，是他為自己的學術生涯早已規劃好的既定步驟。
“中村在英國的第二年，又製造了一個意外。他打電話給我說，他已離開倫敦大學，轉入牛津的東方研究所，讀考古學的博士。我當然為他祝賀，他的學術軌跡與其他日本學者大不相同。說到日本近代的東方學者可謂燦若群星，從岡倉天心和釋宗演，到集大成的鈴木大拙，他們的研究路徑，都是站在世界文化的角度進行東西方哲學精神的解析與對話。而中村佑行，我個人覺得，更與南泉普願[1]南泉普願：南泉普願是唐代禪宗大師馬祖道一的弟子，開啟了臨濟宗之棒喝學風。有關他非常著名的一個故事就是著名的禪宗公案“南泉斬貓”了。[1]所說的‘須向那邊會了，卻來這裏行履’的精神相合；中村顯然並不關心現世宗教的問題，他的目光聚焦於原初佛教的本來麵目，那幾乎是一座不可攀越的頂峰。而他的方法體係並不拘泥於比較宗教學領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