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譯所涉及的作者—譯者—譯文三方，具有各自不同的生活經曆、文化背景，因而他們的認知語境可能不盡相同。在翻譯過程中譯者要根據原文讀者和譯文讀者的認知語境來選擇能傳遞原文作者意圖和能滿足譯文讀者認知的合適的表達方式，其實質是認知語境的轉換。成功的交際意味著說話人使其新信息與聽話人認知語境中的原有信息相互作用，從而改變其認知語境。作為一種交際行為的翻譯能否成功取決於譯者有關原語語言文化的認知背景知識是否達到與原作者意向一致的讀者的水平，同時作為以目的語讀者為對象的作者，對譯文讀者的認知語境是否能準確假定、預測和判斷，並做出正確處理，這是在不同的認知語境之下建立翻譯連貫的關鍵。譯者隻有克服認知語境的不同，積極溝通和彌補兩者在語言文化方麵的差異，才能避免翻譯中出現信息傳遞障礙，獲得最佳翻譯。為了成功影響譯語讀者的認知語境，譯者應考慮譯語讀者的現有的信息，對原文語境中提供的各種信息進行思辨、推理，找出隱含於明示之後的交際意圖，選用恰當的話語形式，對譯文讀者理解明示信息和推導暗含意義進行引導和製約，使譯文提供的信息與讀者的認知語境中最具關聯的已有信息相結合，產生預期的語境效果。
西方學者自上世紀80年代已開始重視翻譯認知過程的研究。這一研究基於生成語言學，認為認知能力是人類知識的根本，因而語言的創建、學習及運用，都必須能夠透過人類的認知而加以解釋。從認知語言學或認知語境的角度來考察譯者在翻譯過程中的心理活動、翻譯角度、譯文表現等是現代語言學理論與翻譯實踐相結合的一個新的視角。翻譯認知研究具有交叉學科的特性，需要廣泛吸取其他相關學科的有關成果來實現理論構建。
和翻譯心理研究一樣，翻譯認知研究也可以聚焦於三個層麵：
1）外部橫向結構，體現學科交叉性和綜合性；
2）內部縱向構架，即學科的基礎理論及方法、總體研究目標和具體研究問題；
3）研究結果對學科建設的理論意義和對翻譯教學及實踐的指導意義，即問題設計的理論動因和實踐動因。劉紹龍，夏忠燕：“中國翻譯認知研究：問題、反思與展望”，載《外語研究》，2008年第四期，第59-64頁。
認知語言學向縱深發展的過程中，同時為翻譯研究注入新的活力。認知語言學基於體驗哲學，對建構翻譯者的思維模式、翻譯過程產生直接影響。建立在認知基礎上的翻譯研究，從認知語境及翻譯的心理運作機製上考慮翻譯的實際操作過程，揭示了翻譯認知過程的本質、原則和方法，對翻譯實踐提供了指導依據。
劉紹龍教授對我國翻譯認知研究的現狀有過論述，認為翻譯認知研究在微觀縱向領域的問題層麵上還有待進一步的深人和突破。現階段的翻譯認知研究還缺乏深度，未能從更深層次來探索翻譯心理過程的內部加工規律和認知機製，大多數研究隻是停留在探討影響翻譯過程的譯者因素，如譯者的認知差異、翻譯技巧策略、認知語境等。由於人腦的內部活動是極其複雜的，影響或作用於翻譯認知過程的其他深層次的因素還有待揭示。除了影響翻譯過程的譯者因素，譯者從源語感知至譯語產出的認知加工過程更是包羅萬象、錯綜複雜，其中眾多的具體環節、表征特征及其心理機製都有待探索，可供思考和探討的課題很多，例如：
（1）譯者翻譯過程中感知和理解的信息單位是什麼？對信息單位的具體加工機製是怎樣的？在不同的環節，信息單位是否有變化？
（2）譯者的記憶係統貫穿於翻譯過程的始終，它對翻譯各個環節的作用有何具體體現？譯者所經曆的翻譯活動的積累是否對其記憶係統有所促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