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國內，對翻譯主體做出探討的學者看法不盡一致。楊武能在他《闡釋，接受與創造的循環》一文中指出“與其他文學活動一樣，文學翻譯的主體同樣是人，也即作家、翻譯家和讀者”。楊武能：“闡釋、接受與創造的循環”，載《中國翻譯》，1987年第6期。他認為翻譯主體有三個，即作家、翻譯家和讀者。這樣，楊先生就把翻譯主體的研究由單一的譯者拓寬到作者、譯者和讀者，擴大了翻譯主體研究的範圍。但是，他沒有從理論上解決為什麼作者與讀者是翻譯主體的問題。袁莉在《關於翻譯主體研究的構想》一文中認為，譯者是唯一的主體性要素。而許鈞（2003）把“誰是翻譯主體”的問題明確提了出來，並表明了自己的立場。許鈞：“‘創造性叛逆’和翻譯主體性的確立”，載《中國翻譯》，2003年第1 期。這表明翻譯主體研究有了突破性進展。《中國翻譯》開辟了“翻譯主體研究”欄目，連續發表文章對此問題進行集中討論，翻譯主體性問題成為翻譯學研究的熱點和關注的重點。這些文章重點就誰是翻譯主體、譯者主體性的內涵及其具體表現等方麵進行了係統深刻的理論探討，突出強調了譯者作為文化創造者的主體地位，大大深化了翻譯主體性研究。陳大亮：“翻譯研究－從主體性向主體間性轉向”，載《中國翻譯》，2005年第3期。
同時，哲學進入到了語言論階段，發生了“語言轉向”。語言哲學的中心問題是：（1）語言和世界的關係問題；（2）語言的意義問題。而作為語言使用者的人，最關注的是語言的意義，同時也離不開世界這個環境，由此把語言和人與世界聯係在一起。從這個角度看，翻譯研究不再僅僅限於字麵及語言等微觀層麵，而擴大到語言背後宏觀的社會和世界中。很多翻譯學者因此發現翻譯不僅是兩種符號的對應及轉換，很多原文的句子背後都隱藏著大量的社會文化背景，而要想準確無誤地表達出原文作者的意圖，就需要譯者的努力，強調譯者的主觀能動性。
8.2解構主義翻譯觀與譯者的創造性
解構主義又稱後結構主義，原本是20世紀60年代後期起源於法國的一種哲學思想。它的影響主要是在哲學和文學批評領域，作為對結構主義的反叛而出現的一種思潮。結構主義的翻譯觀認為，原文有固定確切的意義，譯者在翻譯過程中應該首先盡最大努力把握它，然後將其完整地傳達到譯文中去。但是20世紀70年代後，西方文藝批評理論界產生了對結構主義的反叛，以消解性為主要特征，係統地解構了結構主義關於結構和意義等重要概念，故名曰“解構主義”。解構主義認為不應該機械地把原文看成是一個穩定而封閉的係統。由於能指與所指之間存在著差異，原文意義不可能固定不變。意義隻是在一定的語境中，在有上下文的情況下暫時被確定下來的。解構主義利用結構主義提供的基本命題繼續推導，對符號、知識、主體性等範疇作了新的闡釋，正是因為原文意義的難於確定不變，所以譯者應該充分發揮其主觀能動性來尋找原文意義，發掘出使原文得以存活的因素。法國哲學家德裏達德裏達把他的解構主義哲學思想引入翻譯研究，他認為解構主義與翻譯息息相關，他的“延異”概念就是為了表明翻譯過程中不可捉摸的現象，表明語言學、翻譯學中所指與能指，語言與言語等確定不變的關係不能再維持現狀；源文根本不是原文，而是對一個意念的詳細闡釋，因此也是譯文，它與原文是平等互補的。解構主義者甚至認為，文本本身的意義取決於譯文，而不是原文；認為原文取決於譯文，沒有譯文原文就無法生存。一翻譯不存在固定的同一意義，它提供了遊戲的空間，延伸了邊界，為差異提供了新的道路。解構主義作為一種新的方法論受到越來越多的學者的關注，也一度引發人們對它存在的合理性的爭執。由於解構主義的出現，並提出原文沒有固定意義，文本意義有待於譯者去發掘；譯文和原文是平等互補的關係的等觀點。解構主義以創造性及開放性思維深入了對翻譯的研究。它主要在原文終極意義的消解、譯者和作者地位的解構和譯文的不確定性等方麵帶來了深刻的影響，使翻譯研究出現了多元化趨勢。解構主義認為由於能指、所指之間存在著差異，原文意義不可確定. 譯者應充分發揮主觀能動性來尋找原文意義，譯者在翻譯活動中的創造性得到了空前的張揚。這樣伴隨著作者的死亡，迎來了譯者的誕生. 作者之死意味著作者不再是那個賦予文本某個明確意義的權威，譯者可以對原文進行拆解，繼而將結構外部的因素與原來結構內部的因素相結合，從而促進多元的重構，應該說解構主義首先強調的是創造性，或者說是重構性，而非否定、破壞和拆解原文。譯者不僅是源文的讀者，還是譯文的創作者，譯者根據翻譯目的將源文信息傳達給譯語文化情景中的受眾。譯者給這些新受眾提供的譯文是按照譯者對受眾需要、期望、已知知識等的假設而創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