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書對韓國、日本、俄羅斯、中國大陸及台灣地區的傳媒製度研究，是基於這五個國家和地區共同的社會背景，即在現代化進程中的社會轉型與社會變遷。
現代化（modernization）是一個意義繁雜的詞彙，它也是我們研究的重要時代背景。依據最新的現代化理論，學者們將世界現代化進程分為兩大階段，在18～21世紀的400年間，第一階段是以工業化、城市化、民主化和非農業化為主要特征的第一次現代化，第二階段是以知識化、信息化、全球化、非工業化和郊區化為主要特征的第二次現代化。1998年，中國學者何傳啟發表“知識經濟與第二次現代化”一文，隨後出版《第二次現代化——人類文明進程的啟示》一書，全麵提出“第二次現代化理論”。對於主要發達國家，第一次現代化大致經曆210年（1763～1970年）；第二次現代化將大致經曆130年（1971～2100年）。第二次現代化的時間分界，與美國密歇根大學政治學教授殷格哈特（Inglehart，1997）把1970年作為發達國家後現代化的起點基本一致。第二次現代化涉及人類生活的方方麵麵。第二次現代化與第一次現代化相比，有些變化是新出現的，如網絡化、智能化等；有些變化是對第一次現代化的繼承和發展，如政治民主化、平權化等；有些變化是對第一次現代化的“否定”，如工業比重下降、城市居民向郊區遷移、自然主義等。第二次現代化剛剛走過30多年曆程，尚處於發展階段，它的特點和規律都處於形成和發展過程中，我們對它的認識是非常有限的。在發達國家裏，第一次現代化已經成為曆史，第二次現代化正如火如荼。在發展中國家，第一次現代化和第二次現代化都是不可回避的挑戰，因而麵臨雙重壓力。
現代化過程是個動態過程，也是一個社會由傳統向現代的轉型過程，有時成敗難料。南京大學錢乘旦教授在《現代化的迷途》一書中分析了15個國家和地區的現代化過程中出現的挫折和失敗，將這種現象稱為“現代化的斷裂”。所以說，現代化進程中不僅有進步，也有成本和代價，在解決各種衝突和矛盾中，曆史不斷演變。
現代化過程中帶來的這種變遷與轉型不僅是新舊製度、體製的更替、融合，社會秩序在有序和無序間調整，也會在觀念層麵表現出一定程度的意識形態混亂。
發展傳播學理論闡述了國家發展過程中大眾傳播媒介的重要作用，國家對它的調控不可避免，而傳媒對社會輿論的調控也有目共睹，關鍵是它成為進步的砝碼還是成為代價的砝碼？在國家（政府）、社會和傳媒的動態關係中，各國的大眾傳媒製度與政策不斷調整變化。本書主要以這五個國家和地區的現代化進程（側重第二次現代化）為例，分析其傳媒製度重構與政策變遷的政治因素、經濟因素和社會因素，並試圖探尋其遵循的共同規律。
總體來講，對這五個國家和地區的研究，無論是在時間跨度上還是在空間維度上，都盡可能地呈現出縱向的曆史視野和橫向的國際格局。由於各國處於不同的曆史發展階段，在傳媒體製重構方麵的研究有所側重有所取舍。比如，對韓國的研究側重其新聞傳播製度的變遷，對俄羅斯的研究側重其傳媒管理製度的改革，對中國的研究則側重了傳媒體製重構中傳媒政策的漸變與引導。同時，在研究中，我們發現，在四個亞洲國家（地區）的製度重構中，一直是正式製度與非正式製度並存，帶有明顯的東方政治文化色彩。由於西方民主製度的“水土不服”使傳媒在不穩定的政治生態中，或表現出明顯的政治立場為某黨派助威（比如韓國的保守報紙），或在市場利益的驅動下以“炒作政治”為賣點（比如中國台灣地區的傳媒亂象）。而俄羅斯的近二十年傳媒變革和製度重構，表現出領導人的不同風格和價值取向，帶有明顯的個人印記，但其法治層麵的快速推進值得中國借鑒。
當今世界已經發展為多極多元的格局，不同國家處於各自不同的曆史階段，有著不同的文化背景和利益訴求，也有著各自的經濟社會和政治文化的發展方向。
在傳媒製度重構過程中，既要順應時代發展和社會進步，也要找尋適合自身的改革路徑與重構模式。
本書由於涉及多個國家和地區，時間跨度也較大，許多問題的討論一帶而過，不夠深入，對一些國家和地區傳媒製度重構的深層原因的分析也不夠全麵。特別是對五個國家（地區）的橫向對比、製度模式的歸納提煉比較少，理論上的借鑒不很充分。總之，本書的研究領域有待我們進一步探索。
感謝教育部新世紀優秀人才支持計劃的項目資助！感謝中國傳媒大學亞洲傳媒研究中心對本書出版的資助，同時感謝中國傳媒大學出版社編輯的辛苦工作！
另外，張伊萌、張秋影和邵程對本研究成果有所貢獻，一並致謝！
本研究的不足之處，望專家學者批評指正，並請讀者朋友諒解！
作者
2010年3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