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清末以來，在西方列強的堅船利炮叩開古老中國的大門的同時，也給中國社會從人們的衣食住行到思想認知方麵帶來了前所未有的衝擊，進而帶給中國的是帶有脫胎換骨性質的巨變。在承受巨大苦痛甚至蒙受巨大屈辱的同時，國人中的一些有識之士開始由被動轉為主動地對這個世界包括我們國度的古往今來進行重新審視和思索。緣於此，在學術方麵，新方法、新觀念、新材料被廣泛應用，以致大家輩出，學派林立，碩果累累，異彩紛呈。史學方麵同樣如此。由此也就讓清末民初這個時期，成為中國史學發展最顯著、變革最深刻的時期。王國維就是這一時期史學研究的佼佼者。
王國維的史學研究成果大致在這幾個方麵：殷周研究、司馬遷研究、曆史地理研究、古代北方民族研究、遼金元研究、漢晉簡牘研究、青銅器物、石經、碑刻、度量研究、敦煌研究、戲曲文化研究，而以甲骨文、漢晉簡牘、敦煌文書文物和古代北方民族、遼金元研究五大方麵成就最為卓著，貢獻最為傑出。在曆史考證方麵，他將考古材料與史籍資料進行對比研究，又同西方實證主義的科學考證方法相結合，從而補正書本記載的錯誤，得出精準的結論。他可說是將甲骨學由文字學演進到史學的第一人，其融考古與政治一體的方法也為後人稱道。他在古史研究上開辟了新的領域，開創了中國曆史研究中的“二重證據法”，於各方麵都取得了巨大的成就。
壹
王國維是怎樣定義史學的？
王國維在他所著的《〈國學叢刊〉序》中對史學給出了明確的定義：“求事物變遷之跡而明其因果者，謂之史學。”
人事有代謝，往來成古今。曆史，指的是已經發生過的事，可包括人類社會、生物界、自然界乃至宇宙諸領域中曾有過的言語、行跡、變化或狀態諸方麵的內容。將過去發生的事記載下來，這屬於留存。對這些留存進行分析研究，進而成為一門學科，這就是史學。可見，王國維對史學的定義是對史學的任務和目的進一步明確。即，史學不單單是對曆史留存的歸結分類校正，還應該對這些留存（片段）的真相進行明晰，進而對其來龍去脈進行明察。因而，他進一步解釋道：“欲求知識之真與道理之是者，不可不知事物道理之所以存在之由與其變遷之故，此史學之所有事也。”對此，就從他涉獵的人類曆史研究領域對他的史學定義作出如下解析。
其一，史學是對過去的還原。
人常說，時光一去不複返。對於已經過去的事情，誰都沒有能力讓它重演，而往往隨著時間的推移，其之於人的意識也就越來越遙遠。另外，受生產力的局限，普通人多成為社會生存中的一個角色，無法做到保留自己的經曆過往。因而，人類曆史能留存下來的，往往也就隻有國家層麵的內容，即一些大事件。由此，曆史留存相對於紛繁複雜的人世間來說，顯得少而不公、不全，可以說是片麵的。另外，曆史留存畢竟是由人來書寫記錄的。在記錄過程中，人的主觀意誌——包括外界強加的力量會讓書寫者做不到如實記錄。這就使得有些曆史記錄成為了純粹的禦製文字或歌功頌德的皇家樂事。由此，後人所見到的曆史留存，不僅存在片麵性，還存在謬誤之處。這就讓史學研究者不得不從整理傳播的角色中重新調整心態，而將還原真相作為義不容辭的職責。
在這方麵，王國維的貢獻巨大。這既體現在他的史學新方法的運用上，也體現在他的研究成果上。在方法上，他將嚴密實證與西方的邏輯推演相結合。比方說在匈奴史研究方麵，他通過對古器物和古文字的考釋，研究出了各族名稱的曆史演變及它們之間的關係。他在《鬼方昆夷獫狁考》及《西胡考》《西胡繼考》的考證過程中，廣征博引古文獻及鍾鼎彝器銘文所取得的成果，都成為後人借鑒的寶貴資料。正因如此，他成了新史學的開創者，所取得的史學研究成果成為後人登高望遠的階梯。
其二，史學是對事件真相的探源。
曆史留存基本上屬於就事記事的性質，一般不帶記錄者分析判斷的成分。對曆史真相進行探源，就成為史學的一項重要內容。這既要對曆史留存資料的真偽具有判斷力，還要有豐富的專業知識來融會貫通，更要有高度的責任感、使命感和虛心的求知態度以博采眾長。這一點，王國維本人就是很好的榜樣。他在史學研究方麵，提出了一個“二重證據法”，即以現實考古中挖掘出的材料與曆史文獻上的材料相結合來鑒定真偽，從而考證出曆史真相。在具體做法上，他把每個細小的問題都納入大的範圍來考慮。比如，在《殷卜辭中所見先公先王考》及《殷周製度論》諸學術著作中，他都是通過突破甲骨文文字考釋的範圍，而將它們作為考證上的原始史料，用以探討所涉時代的曆史、地理和禮製，從而第一次證實《史記·殷本記》所載商王世係的可靠程度，得出獨到的也更符合史實的見解。由此，人家稱讚他“義據精深，方法縝密，極考證家之能事”也就在情理之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