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三，史學是對事件原由的剖析。
在還原出史實後，對事件原由進行剖析則更具現實意義。王國維的作品，以史學居多。盡管他提出研究曆史要“明其因果”，但是從他的史學著述來看，他的側重點還是在還原曆史真相這個階段。這實在是因為在還原曆史真相方麵，他麵對的工作量太大，更多的還在於他的工作帶有前無古人的開創性。因而，從這個意義上來說，他可稱為現代意義上的史學奠基人。他所做的，都是為後人做鋪墊。同時，他又不忘給人指明方向——史學的一個現實意義在於“明其因果”，即對史實進行剖析。
這其實不難理解。比方說曆史上發生的“安史之亂”，有關它的史料記載可謂多如牛毛。但是，作為史學研究者來說，不應該僅關注事件本身，還應該對該事件的發生進行一番思索。為什麼締造了開元盛世的唐玄宗，沒能延續盛世？為什麼一介地方節度使（安祿山）能興起如此大的風浪來呢？為什麼大唐帝國經此一變就一蹶不振了呢……
其四，史學的目的是從事實真相中找出普遍的規律。
司馬遷在其《史記》中可謂道出了史家的一個目的——“究天人之際，察古今之變”。這也可以說是史學之於現實的一個目的：鑒古知今，古為今用。
曆史是一麵鏡子。它不但照出了人類曾經的影子，也為人類汲取了經驗教訓。以古為鏡，可以知興衰。然而縱觀過去，令人遺憾的是，中國曆史盡管漫長，但可以說是有史無學，更多的時候，曆史形同流水簿。因而，也就不會有人會從過去看出一種普通意義上的規律，也就讓今人隻看到了一個周而複始、走不出曆史圈圈的國度。從這個角度來說，史學就是要培養跨時空的眼光，於一些普通的事件或現象中，找出帶普遍性的規律。由此看來，王國維不僅僅是一位史學方麵的研究專家，更是一位有戰略眼光的思想者。
貳
王國維為什麼反對疑古風氣？
在《〈國學叢刊〉序》中，王國維說：“今之言學者，有新舊之爭，有中西之爭，有有用之學與無用之學之爭。餘正告天下曰：學無新舊也、無中西也、無有用無用也。凡立此名者，均不學之徒。即學焉，而未嚐知學者也……何以言學無中西也？世界學問不出科學、史學、文學，故中國之學，西方皆有之，西國之學我中亦類皆有之。所異者，廣狹疏密耳。”從中可看出他對史學的治學態度。這同他主張貫通古今、會通中西的治學理念是一致的。生逢一個亂世，同時又是一個百廢待建的時代，各種思潮和流派不斷興起，魚龍混雜。在這個時候，持什麼樣的學術主張，什麼樣的治學態度，不僅是個人的事，從現實意義上來看，也會起到以點帶麵的作用，具有民族的性質。可以想象，在那個西學東漸，國學式微的年代，在一些賢達高舉反傳統的旗幟下，他的這種治學態度，無疑具有穿雲破霧的敏銳眼光。而也就是在這種大背景下，一股疑古的風氣在史學界漫蔓開來。
“研究中國古史為最糾紛之問題，上古之事，傳說與史實混而不分，史實之中固不免有所緣飾，與傳說無異；而傳說中亦往往有史實為之素地……至於近世乃知孔安國本《尚書》之偽，紀年之不可信，而疑古之過，乃並堯、舜、禹之人物而亦疑之。其於懷疑之態度及批評之精神，不無可取，然惜於古史材料未嚐為充分之處理也。吾輩生於今日，幸於紙上之材料外更得地下之新材料，由此種材料，我輩固得據以補正紙上之材料，亦得證明古書之某部分全為實錄；即百家不雅馴之言，亦不無表示一麵之事實。此二重證據法，惟在今日始得為之。雖古書之未得證明者，不能加以否定；而其已得證明者，不能不加以肯定，可斷言也。”
王國維的這段話，自然有它的時代背景。在二十世紀二十年代前後，疑古之風盛行。這時，王國維利用新發現的甲骨文考證出殷商先公、先王的姓名及前後順序，印證了《史記·殷本紀》的可靠性。據此，他提出了自己在考古方麵的一些體會。他要說的是，上古時期的事，傳說和史實混在一起讓人區別不開；史實中的部分，有些就同傳說差不多；而傳說中往往又用的是史實中的素材……人們疑古到不相信孔安國本《尚書》，連上麵的紀年都不相信，以致於連堯、舜、禹這些人物都懷疑其真實性。由此可知，當時的疑古之風確實影響很大。對此，王國維表示，這些疑古態度和建立在此基礎之上的批評精神，雖說“不無可取”，但得采取方法來進行考證。因而，正確的態度應是，對那些古書上未得到證明值得懷疑的內容，不能加以否定；而已得到證明的，就得加以肯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