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國維的態度，用今天的話來說就叫實事求是。這是一種學術自由在實踐中的具體運用，反映了他一直堅守的求真、求是的學術精神。做學問，就得尊重科學。判斷事物的真偽、是非，不能聽命於聖賢、權威的言語，而要“聽其真，求其實”，真實、客觀地反映事物的本來麵目。這是他實證主義的考證方法的具體運用，也是他將中西方文化融會貫通的結果。這也可視為他追求學術獨立和人格自由的具體體現。在學者的眼裏，新舊也好，曆史也好，中西也好，它們都如同自然物一樣，已成為了客觀存在，也就不存在對與錯的區分。所謂的對錯，隻存在於人的主觀意識中。對於客觀存在，隻能抱著尊重事實的態度去加以辨別，而不能僅憑個人的好惡去做主觀的臆斷。為此，在考證方麵，他提出了二重證據法。
二重證據法是王國維自己的命名。緣於古史材料不充分，從而導致一些史實存於可疑之境。但是，由於地下考古工作的巨大進展，從一些地下挖掘出來的材料可彌補這方麵的不足。通過地下材料來補正已有的紙上材料，從而證明古書上的某些部分的可靠性。即，以出土文物和古代文獻對照來驗證史實。用陳寅恪的話來講就是：“一曰，取地下之實物與紙上之疑文互相釋證；二曰，取異族之故書與吾國之舊籍互相補正；三曰，取外來之觀念與固有之材料互相參證。”因而，王國維的二重證據法較傳統的隻從古代流傳的傳統文獻中進行考證的方法具有更大的科學性。
懷疑與假設都是對不確定因素所持的一種主觀態度。但不同的是，假設更多的時候屬於預防的性質，而懷疑往往會與否定走到一起。其實，在學術上，王國維對一時不能求真、求是者，他則力主“闕疑”、“闕殆”，非常反對那種以不知為知的穿鑿附會。隻是，那個時期疑古思潮的泛起，更多還不是出於探詢事實真相的目的，而是一種詆毀。因而，從王國維所持的觀點裏可以看出，他所反對的疑古，不是出於學術上的質疑，而是對不確定事物的僅憑意氣用事就一概否定的做法。聯想到那個時代，出了一個“五四”時期，包括一些學術大儒們在內，他們何嚐不跟著高舉起“打倒孔家店”的旗幟，奉西方的民主和科學為圭臬，狂熱地投身到否定傳統、否定家園，甚至連古老的象形文字都要被當作腐朽之物而扔進垃圾堆中去的運動中。
我們的國度有著悠久的曆史，有著世界上唯一從古至今未曾中斷的燦爛輝煌的華夏文明，曾幾何時，它所放射的光芒是那麼耀眼璀璨！而如同人一樣，誰也不能保證一輩子不出現些三災五難。災難來時，首先殃及的自然是人的軀體和精神狀態。這時，隻要正確對待，對症下藥，及時調治，就能康複。同樣，當國難來時，不應隻看到人家的輝煌而將自己看得一無是處，甚至懷疑否定自己。從這個角度來看，疑古，可作為學術研究過程中的假設，不可作為蓋棺論定般的否定，更不能成為一種風氣。這，恐怕就是王國維所堅持的一種對曆史高度負責任的態度。
叁
研究曆史應該信古還是疑古？
對於一直信奉求真、求是學術精神的王國維來說，對研究曆史應該信古還是疑古這個問題，似乎提得有些不尊重人的意味。因為上一節的表述中已對這個問題說得十分清楚，那就是“今人勇於疑古，與昔人之勇於信古，其不合論理正複相同”。既不盲目信古，也不貿然疑古。此處，不妨從局外人的角度，聯係一些曆史上的人和事，來做一些比較——興許能從中悟出些什麼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