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王國維的那個時代，出了個“疑古大師”，他就是顧頡剛。1920年，顧頡剛畢業於北京大學，後曆任廈門大學、中山大學、燕京大學、北京大學、雲南大學、蘭州大學等校教授，係著名曆史學家、民俗學家，古史辨學派創始人，現代曆史地理學和民俗學的開拓者、奠基人。從1926到1941年，他的《古史辨》共出版了七冊九本，數百萬字，被稱為“疑古文獻的大成”。那麼，他為什麼在疑古方麵有如此的激情和熱情呢？從他的自述中可見一斑：“以考證方法發現新事實，推倒偽史書，自宋到清不斷地在工作，《古史辨》隻是承接其流而已。”可見，他的疑古目的就是“推倒偽史書”“破壞偽史”。為什麼他要這麼做？這與他所處的時代背景有關。
顧頡剛疑古的學術思想成於“五四時期”，那個時候，中國學術界的文化和思想先賢們受西方思想影響，提倡以進化史觀——即曆史是進步的觀念作為曆史研究的指導思想。當時的曆史學家，包括顧頡剛、王國維和胡適等這些代表人物都接受並具有了這種進化史觀。而中國傳統的曆史觀念中，認為社會曆史越古越好，從而將離人們很遠的堯、舜、禹、湯、文、武、周公所處的時代當作中國曆史上最好的時代，並將這些代表人物當作聖賢來敬仰。西方進化史觀的引入，終至在學術界爆發了對中國傳統的質疑與批判。尤其是梁啟超，他認為不進行史界革命，中國就沒有出路。他說：“史界革命不起，則吾國遂不可救。悠悠萬事，惟此為大。”這種學術思潮進而引發了轟轟烈烈的“五四運動”。正是在這種時代背景下，顧頡剛提出了“層累地造成的中國古史”觀，從而提出了疑古辨偽思想，認為上古時代不僅不是進步的，而且儒家宣揚的堯舜那個所謂的聖賢時代，曆史上是根本不存在的。由此，在《古史辨》中提出了要“打破治古史‘考信於六藝’”的傳統見解，主張“離經叛道非聖無法的《六經》論”，認為對於東周以後的史料“寧可疑古而失之，不可信古而失之”。這種疑古思想在通過辨偽去疑，還原曆史真相方麵無疑具有積極意義。但是，這種隻注重研究關於古代曆史傳說的變化，而對曆史文獻持一味懷疑的態度，勢必會帶有很大的片麵性，因此，給學術界造成了一定的混亂也就在所難免了。由此來看，顧頡剛的疑古說最終背離了學術研究中應堅持的實證和邏輯推演的科學方法，而陷入了非理性的狂熱之中。還是隨便舉些例子看看他是怎樣證偽的。
先看看有關堯舜禪讓的典故。堯舜禪讓的事出現在夏朝之前。對此，顧頡剛指出：“禪讓之說乃是戰國學者受了時勢的刺戟，在想像中構成的烏托邦”“（堯舜禪讓）這是墨家為了宣傳主義而造出來的”“堯舜禪讓的故事，我們敢說是墨家創作的”。這樣，堯舜禪讓的曆史就被“推倒”和“破壞”了，堯舜禪讓的典故就成了偽史。其實，在《尚書·堯典》中的天文記載是“殷末周初之現象”，那麼《尚書·堯典》創作堯舜禪讓之事也應在殷末周初之後，也就不會是戰國時代由墨家“造出來”的。曆史已經表明，人類最初的部落聯盟首領產生的“禪讓”形式是存在的。因而，也就不會是顧頡剛所說的，是有人“用了唯物史觀來解釋故事”，“這樣一來，墨家因宣傳主義而造出的故事，便成了原始共產時代的史料了”。由此可見，他的觀點中主觀臆斷的成分相當大。
又比如，孔子所作的《春秋》被說成是儒家所偽造。《春秋》一書是孔子作的，許多文獻都有記載。在顧頡剛眼裏就不一樣：“《春秋》一書本和孔子沒有關係，所以《論語》中一字不提。”因而，《春秋》是戰國中期，一班儒家“在魯國的史官處找到一堆斷爛的記事竹簡”，然後對外謊稱“這是孔子作的，孔子行的是天子之事”。就這樣，孔子作《春秋》一事就被否定了。關於孔子作《春秋》，《孟子·滕文公下》有載：“世道衰微，邪說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懼，作《春秋》。”《史記·孔子世家》明確記載，孔子“乃因史記作《春秋》，上至隱公，下訖哀公十四年，十二公”。由此看來，如果真要否定孔子作《春秋》一書，就得連《史記》都得否定掉。這豈能做得到！這也就表明，《春秋》確為孔子所作。進而幾乎可以表明，顧頡剛的證偽已走向了極端，成為了非學術意義的否定。
還有，比如說禹是動物，是神，與夏無關；《老子》成書在秦漢之際；《尚書》中的《禹貢》作於戰國，《堯典》寫定於漢武帝時；《周禮》是劉歆偽造，《左傳》為劉歆重編……這類的例子舉不勝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