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幸的是，清末民初那個時期在考古方麵，有了大批的、連續的、重大的史料發現，從古到今都有，極為豐富。一是發現了甲骨文、金文（鍾鼎文）。二是發現了書和簡牘。長沙馬王堆出土的書和山東臨沂、湖北雲夢、甘肅居延等地出土的簡牘，成為了研究先秦史和秦漢史極其寶貴的史料。三是發現了敦煌文書。這不僅豐富了中國曆史的內容，也為深入研究魏晉南北朝、隋唐以及宋、西夏曆史的研究提供了重要依據。再就是如蒙古文、滿文史料以及少數民族文字的發掘利用，擴大了中國曆史學的研究範圍。由此，吸引了大批的學者，進而誕生了大批的史學專家——有些成為了開創性的學術權威。王國維就是這其中的傑出代表。他們吸收和接受西方的學術思想，注重實證，以求真求是為治學宗旨，用人的心智來分析、論證和解釋曆史，依靠理性的推導、邏輯的證明來歸納演繹出結論，而不是按照人的直觀感悟來理解曆史。由此也就讓逐漸背離學術精神的疑古之風受到了遏製。
由此看來，在研究曆史的過程中，疑古也好，信古也好，不存在誰是誰非的問題，最重要的是持什麼樣的學術態度。如果將疑古作為一種學術思路而“大膽假設”，然後再以科學的方法“小心求證”，那麼，這樣的疑古必會促進史學研究的深入和發展，其所取得的成果必然會是一項重要的學術成就，是對史學的貢獻。如果像王國維那樣，先入為主（難能可貴的是，王國維的方法屬自創、首創）地運用“二重證據法”之類的科學方法研究曆史，以此得出信古的結論，那同樣是對史學的貢獻。
當然，需要指出的是，顧頡剛也好，王國維也好，包括那個時代的諸多學者大家，盡管他們的學術成就中還存在著這樣那樣的問題，在許多方麵還差強人意，甚至能招致口舌是非，但是，他們在學術曆史上所扮演的都是先行者的角色，他們的所作所為，從社會發展的層麵上來看，無疑都具有指路燈的作用。因而，對他們，誰都無權信口雌黃，而應是深深的敬意。
誠如顧頡剛本人所說：“至於他們的求真的精神、客觀的態度、豐富的材料、博洽的論辯，這是以前的史學家所夢想不到的。他們正為我們開出一條研究的大路。我們隻應對於他們表示尊敬和感謝。”
肆
為什麼王國維極少參與史學論戰？
在王國維生活的二十世紀初所出現的有關中國社會性質和社會史的論戰，其帶給國家和社會的影響不可謂不深遠；其產生的現實意義，不可謂不超乎想象；其帶給國家和社會方方麵麵的變化也是具有曆史進步意義的。然而，這個時期的王國維，仿佛在印證君子訥於言而敏於行的現實表現一樣，對於這場論戰，他選擇了特立獨行，不參與，不介入。這是為什麼呢？
回首那場論戰，可以說它是一個仁者見仁、智者見智，各種思潮於探索中的激烈交鋒。這一交鋒有其明顯的時代特征。當時，整個社會麵臨著包括政治、經濟、文化、教育、科技等領域在內的前所未有的全方位的危機，災難深重。在史學方麵，傳統史學在研究方法、理論及學風方麵都存在著種種弊端。有人就直擊傳統史學為帝王將相的家譜。因而，時代的變遷亟須新史學出現。這個時候，一大批受西方思想熏陶的學人，開始學習和借鑒西方的史學思想和方法，對中國的傳統史學展開了反思和批判。在這一過程中，西方進化史觀被普遍接受，“史界革命”的口號和建設“新史學”的主張被提了出來，進而導致中國傳統史學處在了被排斥和批判的地位。這其實就是對中國傳統史學的否定。
當時的那場論戰，表麵看來是中西方文化之間產生了衝撞，其實質恰是研究者如何對待中國傳統文化的問題，以及由此衍生的治學態度問題。事實上，也確有不少學者對論戰中出現的觀點保持著學者的風範，力圖使論戰歸於學術的範疇。但事後來看，“五四運動”所舉起的大旗恰恰違背了學術自由的精神，也就使這些論戰淪為了政論的產物。這，即使不是王國維所能預見的，但可以肯定這也是他極不願看到的結果。由此，拋去王國維“自愛”的心性不提，不妨從他所持的治學態度方麵對他不參與當時的論戰作些剖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