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國維提出：“學無新舊也，無中西也，無有用無用也。”在他看來，人們治的“學”是個客觀存在。就像一個自由個體一樣，其本身無所謂好壞之別。“事物無大小、無遠近，苟思之得其真，紀之得其實，極其會歸，皆有裨於人類之生存福祉。”人們研究“學”的目的，就是知道其“真”和“實”的一麵，最終讓它們有益於人類的生存福祉。而那場論戰，盡管多由學者參與，但其爭論的內容，已不僅僅是疑古和信古這些學術範圍內的東西，而是越來越超出學術的範疇，有些可以說淪為了政論，有些成為了個人意氣的宣泄，帶上了私欲的成分。這既同王國維所堅守的學術自由思想相違，也同他超功利的思想相悖。這興許就是他對論戰產生抵觸情緒，從而不參與其中的一個原因。
王國維在治學方麵遵從的是實證精神。“吾儕前後所論，亦多涉理論，此事惟當以事實決之……吾儕當以事實決事實，而不當以後世之理論決事實，此又今日為學者所當然也”。為此，在史學考證方麵，他提出了二重證據法。他可以說是將西學中用，且將中西學之間的關係處理得最好的一個人。由此，那場圍繞中西方文化之爭，由於他在思想上理順了關係，也就讓他較別人多了理性。“異日發揚光大我國之學術者，必在精通世界學術之人，而不在一孔之陋儒”。這番話，帶有很深的遠見性。從中也可看出，在王國維的眼裏，我國的學術應該發揚光大，不再局限於中國本身。由此也可推知，對於中國傳統文化，他已運用世界的眼光來看待，並將它視作世界文化的一部分。這也就讓他對待中國傳統文化的觀點清晰起來——中國的傳統文化中，雖說存在著諸多弊端，但是，隻要掌握著融通中西的豐富知識的人認真對待，它同樣可以比肩於世界其他優秀文化。這仍可歸為他堅持的治學原則的範疇。他不參與論戰，實是對論戰已脫離學術本身的一種厭棄。
王國維還指出：“學術之發達存於其獨立而已。然則，吾國今日之學術界，一麵當破中外之見，而一麵毋以為政論之手段，則庶可有發達之日歟？”這番話，可算作他對身下所處的學術環境受到汙染的一種擔憂。當時的那場論戰，其爭論的核心就是如何看待中西文化。這其中，既有張之洞當初提出的“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觀點，更有徹底否定中國傳統文化，全盤西化的觀點。事後看來，五四運動的爆發，標誌著全盤西化的觀點取得了階段性的勝利。在這番話中，王國維十分擔心的一件事就是，學術不要成為政論的手段。這種擔心，不隻在當時，放到現在都極具現實意義。換一個角度來看就是，中國為什麼出不了學術大師，緣於所有學術最終都淪為了政論的手段，有些幹脆墮落成了政客的工具。
學而優則仕，就是這種帶明顯功利性質的短視之舉，禁錮了學術，禁錮了思想。其帶來的後果呢？全天下沒有了另外的聲音，也不容許新思想誕生，全都成為了匍匐於皇權下的搖尾乞憐者。可見，王國維的眼光已突破表層。“夫至道德、學問、實業等皆無價值，而惟官有價值，則國勢之危險何如矣！社會之趨勢既已如此，就令政府以全力補救之猶恐不及，況複益其薪而推其波乎！”在王國維的這番話中，凸顯著中國知識分子一以貫之的憂思精神。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讀書為何用，做官也！這種官本位的思想，流毒匪淺，敗壞社會風氣，汙染敗壞學術環境，同自己所堅守的學術獨立自由的願望背道而馳，當它們出現於論戰中時，怎能不讓人厭惡！
另外，當時的論戰，還遠不是突破學術範疇走到成為政論手段這一步，而是走得更遠，有著成為政治打手的苗頭。本來，當時中國的史學發展有一個漸進的、逐漸完善和規範的過程，西方史學思想的引進，讓傳統史學的研究提高有了一個質的飛躍。因而，這個時期對傳統展開批評，無疑有其合理的因素和進步的意義。然而，當政治的因素介入後，其學術意味就變了。一個明顯的事實是，在一個政治幹預一切已成為傳統的社會裏，好不容易建立起來的學術空間就極有可能被政治汙染。其後的曆史證明，這種擔憂絕不是杞人憂天，最終在中國，史學完全墮落為政治的附庸。如果一個論戰讓學術空氣受到汙染，進而讓學術本身失去獨立和自由，那麼這樣的論戰還有參加的必要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