還有一點需提及的是，王國維具有忠君情結。他的自殺，有人就將它歸於“殉清”。這或許不是妄論。王國維年輕時對政治十分鄙視，對西方的民主政治製度知道得很少。他認為，“天下大亂”的原因在於還沒有合適的人去端坐在皇位上。在他看來，當時唯一有資格能坐的人就是已退位的宣統皇帝。他還真與皇帝有緣。1923年4月16日，他突然接到“宣統皇帝”的諭旨，“著在南書房行走”，讓他去給“皇帝”當老師，隨後又給他“加恩賞給五品銜，並賞食五品俸”，還賞他“著在紫禁城騎馬”。這讓他感激涕零，隨後就給小“皇帝”上了一道《論政事疏》。
1924年，馮玉祥的國民軍將溥儀的“朝廷”永遠趕出了紫禁城。這殃及他的直接後果是，沒人給他發工資了。幸好這時胡適向清華校長曹雲祥推薦了他，並講明每月給他工資400銀元，按時送到他家。沒想到他推辭不就。後來，還是溥儀下達“聖旨”命令他接受，他才走進清華園任教。這時已是1925年2月了。再回到當時的論戰上。論戰的核心還是如何對待中國傳統文化上，而且大都持批判的態度。這也許就讓他因反感而失去了論戰的興趣。
伍
王國維的《殷周製度論》講了些什麼？
《殷周製度論》是王國維眾多史學著述中的代表作，是他突破文字考釋的範圍，將商代的甲骨文用作原始史料來研究商周曆史的成果。他的考證方法具有首創性，他考證出的結論具有宏觀性，其成果被讚為：“義據精深，方法縝密，極考證家之能事，而於周代立製之源及成王周公所以治天下之意，言之尤為真切。自來說諸經大義，未有如此之貫串者。”下麵，從拜讀的角度闡述一下《殷周製度論》都講了什麼內容。
（1）殷、周的政治和文化傳承。
王國維考證出，中國政治與文化的變革，沒有比殷、周時期劇烈的。首都是政治與文化的標征，而自上古以來，帝王的都邑都建在東方，唯堯、舜和禹的都邑僻居西北。從五帝以來，政治文物所自出的都邑，都在東方，唯獨周從西方崛起。自五帝以來，將都邑從東方移到西方，是從周代開始。從族群上來說，虞、夏都是顓頊的後代；殷、周為帝嚳的後代，殷、周間有親緣關係。從地理上來說，虞、夏、商都居在東方，而周獨興起於西方，所以夏、商二代的文化略同。殷人的文化和政治都承自夏代，夏、商間政治與文物的變革，不似殷、周間劇烈。殷、周間的大變革，從表麵上來說，不過是一姓一家的興亡和都邑的轉移；從其內裏來看，是舊製度被廢除和新製度的興建、舊文化的廢除和新文化的興起。再從表麵上來說，古代聖人取得天下並進行治理的措施，同後代的帝王沒有什麼差別；而從內裏來說，其製度的建立，是出於長治久安來考慮的，其用意，不同於後世帝王的設想。
（2）殷、周製度的不同。
周代的製度不同於商代之處在以下幾個方麵：一是立子立嫡製，由此衍生出宗法和喪服的製度，並由此有了封建子弟和君天子、臣諸侯的製度；二是廟數製度；三是同姓不婚製度。這些都成為周治理天下的綱紀。
殷以前無嫡庶的製度。商代人祭祀他們的先王，實行兄弟同禮，沒有嫡庶之別，無上下貴賤之別。不獨朝廷這樣，下麵的諸侯國同樣如此。在王位繼承上，舍棄弟傳子之法，始自周代。周武王駕崩時，天下還未平定，當時周公勳勞最高，如果按經前曆代的製度，以德立長，那麼周公繼武王之位是理所當然的事。而周公沒有自立，而是擁立成王。自這以後，子繼之法就成為各個王朝不變的製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