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文化是民族智力發展的外部環境，民族智力是在民族文化所營造的社會環境與社會基礎上進行的。然而，就西南地區而言，在其特殊的民族文化中，有哪些是影響西南各民族青少年智力發展的重要因素呢？
一、民族的生態文化環境
民族的生態文化環境是該民族在長期的社會實踐活動中，與客觀環境相互作用而形成的生存空間。民族的生態文化環境不同於民族的客觀生態環境，兩者相比較而言，客觀的生態環境是不以人的意誌為轉移的客觀實在；而生態文化環境卻是主觀與客觀相互作用的結果。在生態文化環境中，民族群體與客觀環境相互作用而形成的獲食方式（或者說生產方式）是生態文化環境中的主要成分。許多研究表明，民族的獲食方式是影響該民族智力發展的重要因素。
獲食方式對民族智力的影響，我國學者鄭雷等人對此進行了廣泛的調查研究。他們根據生存方式等從我國不同地區和不同民族中選取了8組被試，即①粗耕組，選自海南省農村黎族；②精耕組，選自海南省農村漢族；③捕魚組，選自海南省漢族漁村；④遊牧組，選自內蒙古蒙古族；⑤狩獵組，選自東北大興安嶺狩獵的鄂溫克族；⑥林業組，選自東北大興安嶺林區的漢族林業工人；⑦工業組，選自廣州市的城市工廠企業的漢族；⑧商業組，選自內蒙古呼和浩特市經商為生的回族。每組被試60名，分為18歲～34歲、35歲～49歲及50歲以上年齡組，每年齡組20人，男女各半。最後由於狩獵組老年被試不夠，總樣本為460人。在測試中，他們選擇了認知操作和認知方式為因變量，通過選擇與編製確定了圖畫補缺、圖形整合、鑲嵌圖形和圖形排列四種測驗。結果表明，就認知操作方式的許多具體形式而言，不同生存策略之間存在差異，而且這些差異都達到極顯著水平。
西南地區民族眾多，地形氣候複雜，各民族分布於不同的地區。就貴州而言，生活於雲貴高原的10多個少數民族，聚集在烏蒙山、雲霧山、月亮山、大麻山、小麻山、武陵山及烏江、都柳江、清水江、南盤江、北盤江、陽河等所謂的“六山六水”區域。就這些民族而言，在長期的實踐活動中，逐漸形成了自己的聚居區域和分布特點。一般說，布依族、侗族多是“依山靠水”，有較好的河穀、田坎、丘林平地，土地肥沃，氣候宜人，生活條件相對較好；土家族多居於武陵山區；水族則居於東南部的三水自治縣；苗族居住在地勢較高的烏蒙山脈和雲霧山區，生產條件較差；仡佬族主要居住在遵義地區的岩石地區等。形象地說來，各少數民族的分布，正所謂“東山苗、水布衣、大田大壩漢侗居、仡佬住在石林區”的景象。生活於高原的這些民族，多年來辛勤的勞動，適應了自然，也改造了自然，形成了區別於平原、江河、沿海文化的高原文化，其民族的智力水平，認知風格都有獨自的特征，這些特征，充分表現在建築形式上，如鼓樓、風雨樓、石房；飲食結構，如酸目魚、醃魚；民族服飾，如蠟染……還有文學藝術與宗教信仰及生活習俗等方麵。
二、民族語言
在影響民族智力發展的眾多文化因素中，民族語言是比較重要的，也是較早引起人們注意的因素。
在較早探討語言對民族心理發展的作用的人類學家中，博阿斯、薩皮爾、沃爾夫最為出名。佛朗茲·博阿斯（Franz Boas，1858～1942）是文化人類學界中繼古典進化論學派和文化傳播學派之後，新起的曆史特殊論學派的創始人。曆史特殊學派認為任何一個文化集體（民族）都有自己獨特的曆史，有其自身的特點與規律。隻有通過研究這一集體的獨特的、具體的發展過程與具體事物，才能揭示其發展的特點與規律，而那些企圖從各民族獨特的曆史中得出普遍、抽象的理論或發展規律的進化論觀點，是不可靠的。博阿斯強調民族文化的曆史特殊性，認為“任何一個民族的文化隻能理解成曆史的產物，其特性決定於各民族的社會環境和地理環境”。在這種各民族文化獨一無二思想指導下，博阿斯研究了包括語言在內的各民族眾多的文化現象。愛德華·薩皮爾（Edwad Sapir1884～1934）是博阿斯學生中最出色的語言研究專家，後來他開創了文化語言學。在博阿斯的引導下，薩皮爾專注於印第安人語言和文化的研究。在其代表作《語言論》中，薩皮爾強調語言是思想的符號表達，語言對思維存在強烈的影響，甚至他認為“語言與人們的思維習慣不可分解地交織在一起，它們是一回事”。薩皮爾的這種思想影響了他的學生沃爾夫，最終他們兩人提出了語言學界與人類學界很有影響的“薩皮爾——沃爾夫假設”。這一假設的主要思想就是“語言結構製約著思維模式，因而也決定著對外部世界的認知”。
事實上，語言作為思維的“物質外殼”，思維的工具，其對思維的影響是顯而易見的。日常的經驗告訴我們，在觀察同一事物時，不同的語言會使人成為不同的觀察者，從而得出不同的結果。這一點，我們在對西南地區民族語言研究時也得到驗證。例如，涼山彝族，在改革開放前，多用本民族語言進行交流，然而他們的詞彙中，表示具體事物的專用詞彙多達幾十種，非常具體，但卻沒有“顏色”這一抽象的概念；同樣，他們有許多具體的動物的稱謂與描述詞彙及具體植物的概念，但卻沒有“動物”、“植物”等抽象的概念。與語言密切相關的文字，在西南眾多民族中，大多數民族沒有發展出具體的文字，多用結繩、刻木符號記事。西南各民族的語言與文字的這種具體性，一方麵限製了他們思維的抽象水平，使思維不能克服具體形象的限製；另一方麵，沒有文字，沒有高度的抽象與概括，那麼本民族長期實踐中獲得的經驗難以保存，難以傳遞，也難以由感性的認識上升到理性的水平。
西南各民族使用語言的情況，總體說來，可以分為三種類型。第一類，民族融合地，以漢族為主的地區，各少數民族使用漢語，青少年漢語的掌握程度不亞於漢族青少年，甚至已經不會本民族語言；第二類地區也是民族融合地，但是以少數民族為主的地區，這些地區的少數民族青少年兼說漢語，但以民族語言為主，漢語熟練程度較低；第三類地區，多為邊遠山區，是少數民族聚居地區，各民族基本使用本民族語言，大多數人，尤其是中老年人基本不懂漢語。民族的語言水平及個體的能力，對智力發展的影響，國內許多學者對此都進行過實驗研究。在西南地區，有些研究者對貴州的水族小學進行了調查研究。
貴州三都水族自治地區是全國唯一的水族自治地區，少數民族占總人口90%以上，其中水族又占60%以上。水族有自己的語言，但沒有通行的文字，相對漢語而言，水族語言最顯著的特征有：①水語倒裝句較多。例如水語中通常將謂語放在賓語之後，將定語放在中心詞後麵，如：漢語說“我給他一本書”，水語會表示成“我他一本書給”等。②水語中詞彙量較少，尤其是抽象詞彙較少。水語隻涉及日常經驗的事物，對沒有閱曆過的事物一般沒有對應的詞彙。因此在對許多數學概念理解時，水族兒童常會茫然。王心一、淩鴻基對水族地區小學低年級學生數學能力進行了研究，結果發現，將三都、荔波、貴定縣級小學和貴陽市的一般小學二年級學生數學測試（自編的測試題），成績進行比較發現：
從研究結果可以看出，貴陽市小學生的各種能力測驗成績都顯著地高於三都地區。產生這種結果的原因，當然與地區差異、教師素質、家庭影響等各種因素有關，但進一步的研究發現，語言能力的低下，不能不說是一個重要的原因。例如研究者在三都的某民族小學測試時發現，大多數學生對於給出的平麵圖形說不出正確的名稱，稱正方形為“方的”，圓形叫“圓圈圈”或“圓圈”；三角形叫做“有三個角的東西”；長方形叫做“扁的”等等。
當然，盡管我們強調語言對民族智力（思維）發展的影響，我們並不孤立地認為語言就是一種單獨的決定因素，語言本身隻是一種符號，是具體事物的表征，自然語言也對民族群體與個體的思維過程進行表征，因此高度客觀，高度發展的語言必然促使思維的發展，因為思維的工具改善了，思維的結果也會相應地變化。
三、民族社會物質文化
民族的物質文化是與民族的精神文化相對應的概念，主要指民族群體在社會實踐活動中創造和發展的成果的物質承載。物質文化一方麵包括社會總體的物質生活水平，如社會的發展水平、社會總體經濟財富等；另一方麵，社會物質文化還包括社會個體的衣、食、居、行等，兩者之間，社會總體的物質生活水平是社會物質文化的主要方麵，它是整個社會賴以生存與發展的基礎。社會的物質文化中對民族群體智力產生影響的諸多因素，主要表現在這樣幾個方麵：
第一，物質文化總體的發展水平。在西南各少數民族中，尤其是那些尚待認定群體，如白馬人、苦族人、納日人、西番人以及某些已認定的民族，如基諾族、摩梭族、藏族等與漢族相比，在民主改革前，整個社會發展水平相差巨大，有些尚處原始社會的刀耕火種的方式；有些則仍有母係氏族社會的特征；有的則還處在奴隸社會。巨大的社會發展差距與社會發展的落後水平，導致了西南民族地區各民族生產方式的低下，社會物質生活匱乏。簡單的生產方式，使社會基本沒有剩餘的物質，也不可能創造出較多的物質財富用於促使社會的發展，因而整個社會生活簡單樸素。我們知道，複雜的社會往往迫使生活於其中的人提高適應能力，促進自身的發展，因而他必須不斷地學習，不斷地提升自己；而簡單的社會生活往往對人並不提出過多、過高的要求，人們憑借傳統的習俗與觀念就可以應付，自身缺乏發展的動力。因此民族地區這種簡單、落後的社會發展水平，沒有為民族地區的青少年提供充分的發展條件，從而限製了他們的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