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係統論的觀點來看，新聞傳播學術發展是與其相關的各種因素綜合作用下的結果。因此，要描述新時期我國新聞傳播學術發展的軌跡，就是要揭示相關因素的變化及其影響下的新聞傳播學術。當然，作為人文社會科學的研究，要想找出因素之間“因果決定論”式的關係，幾乎是不可能的，隻能說它們在某一個階段內是相互聯係的並呈現出一定的特點。
學術研究是我國科學文化事業的一部分，屬於上層建築中的意識形態，自然受國家政治氣候，尤其是宣傳導向和科學文化政策的影響。新聞學尤其如此，“一條明顯的線索貫穿在整個新聞學中：新聞學與政治合二為一。”（1）另外，與文學、曆史學、哲學，甚至社會學、經濟學、法學等學科不同，新聞傳播學與新聞傳播事業本身密切相關（即具有非常強的實踐性），而新聞傳播事業又與我國政治發展，尤其是政治體製關係密切。因此，新聞傳播事業和政治發展是探討新聞傳播學術必須要考慮的兩個重要因素。
高等院校和科研機構是當今新聞傳播學術研究的“主戰場”，新聞教育是新聞傳播學術隊伍生成和學術傳承的基本途徑，因此，新聞教育是影響新聞傳播學術發展的直接因素之一。
作為整體的研究隊伍以及作為個體的研究者是學術生產的主體，學術組織、學術刊物是其基本組織和互動方式、機製，因此，研究隊伍、學術組織、學術刊物也是揭示新聞傳播學術發展軌跡必須要考察的因素。
當然，揭示上述因素變化的目的在於考察新聞傳播學術本身的發展，後者主要表現為研究對象、理論體係、研究方法以及代表性的研究成果。
綜合考慮以上因素，本書把新時期我國新聞傳播學術發展分為以下幾個階段：第一個階段（1978-1982），學術研究逐步恢複，並為以後學術研究的持續發展提供了隊伍、機構、交流平台以及方法論上的準備；第二階段（1983-1988），新聞改革引發學術論爭，一些重大理論問題取得初步共識；第三階段（1989-1991），1989年春夏之交的政治風波使新聞傳播研究陷入低穀與反思期，學術研究曲折前行；第四階段（1992-1996），與上一階段相比，學界開始放棄對新聞改革的鼓與呼，更多地轉向知識本身的探索，提倡為學術而學術；第五階段（1997-至今），隨著新聞傳播學升為一級學科以及研究隊伍的擴大，新聞傳播研究在新的起點上向多元化發展。
2.1 1978-1982：學術研究逐步恢複
在文革十年浩劫中，新聞傳播研究幾乎停滯，沒有一本研究性專著出版。1976年10月，持續了十年之久的“文化大革命”宣告結束，但其遺留下來的各領域的混亂秩序仍沒有得到有效更正，“兩個凡是”（即：“凡是毛主席作出的決策，我們都堅決維護；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們都始終不渝地遵循”）成為新的思想桎梏，直到1978年底十一屆三中全會的召開。會前關於真理標準的大討論以及會後“解放思想、實事求是”指導思想的確立為我國各項事業的撥亂反正提供了根本性的理論和思想基礎。學術研究更是如此。因為學術研究的終極追求是探尋事物的規律，是求“是”，檢驗規律正確與否的標準隻能是實踐，而不能是一些抽象的條條框框或教條式的語錄。政治和社會步入正常軌道，為新聞傳播學術恢複和發展提供了穩定的大環境。
與整個社會撥亂反正同步進行的是新聞傳播事業的恢複與發展。在文革期間，以報紙為代表的新聞事業成了政治鬥爭的工具，新聞工作的真實性、嚴肅性蕩然無存。隨著“四人幫”的倒台，以《人民日報》、《解放軍報》、《光明日報》等為代表的新聞界積極行動起來，在揭批林彪、江青兩個反革命集團以及“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惟一標準”大討論中作出了重要貢獻，也為修複自身形象作出了重要貢獻。
1979年3月，被稱為“我國新聞工作改革開放的起點”（2）的全國新聞工作座談會召開。此後，新聞界一方麵繼續深入撥亂反正，糾正“左”的錯誤，一方麵開始把中心工作轉移到報道社會主義經濟建設上來，推出了一係列影響較大的經濟宣傳報道，為全社會重心的轉移奠定了思想和輿論基礎。相應地，新聞業務也擺脫了以政論、文件為主的局麵，注重“真、短、快、活、強”消息的傳遞，版麵不斷增加，形式逐漸多樣化，“政論紙”開始向“新聞紙”回歸。尤其是1980年新聞媒介關於“西水東調”和“渤2”事件的輿論監督，彰顯了新聞報道對政治、經濟和社會的健康發展有著不容小覷的功效，恢複和提高了新聞界的聲譽。一些在文革中被打倒的著名新聞工作者（包括學者），如範長江、鄧拓、王中等，相繼得到平反。與此同時，不少報紙紛紛恢複出版，如《工人日報》（1978年10月）、《北京晚報》（1980年2月）、《新民晚報》（1982年1月）。全國各類報紙從最少時候的42家（1968年），恢複和發展到382家（1980年數據）；全國性報紙也從1968年的4種恢複和發展到1980年的33種（安崗，1982）。在結構上，科技、教育、文化、市場、法製類媒體或內容開始增多，這都表明整個新聞事業隨著國家一起開始走出文革的泥潭，逐步恢複和發展。新聞傳播實踐是新聞傳播的基本研究對象，隻有新聞傳播事業本身有了可供研究之處，新聞傳播學術才有恢複的可能與發展的空間。
盡管社會大環境的變化以及新聞傳播事業自身元氣的恢複對新聞傳播學術的影響是巨大的，但其起作用的方式是間接的；新聞教育、科研機構的恢複與建立則為新時期我國新聞傳播學術提供了人才和機構上的保障。
1977年全國高等學校恢複統一招生製度，北京大學、複旦大學、北京廣播學院和廣西大學等高校的新聞係、專業開始招生。1978年，中國人民大學複辦，北大新聞專業整體並入人大新聞係。北京國際政治學院（3）、河北大學、四川大學、鄭州大學、安徽大學、廈門大學、江西大學、西北大學、天津師範學院等高校也開設、開辦新聞學課程、專業或學係。除培養本、專科生外，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新聞係、中國人民大學新聞係、複旦大學新聞係從1978年開始培養碩士研究生。有相當多的研究生畢業後從事新聞教學、科研工作（4），成為學術研究的後繼力量，學術發展的持續性得到保證。
除高等教育機構外，專門的新聞傳播研究機構、學會也紛紛成立。1978年8月，國家級新聞研究機構——中國社會科學院新聞研究所成立。該所在新聞資料搜集整理、新聞傳播研究、組織、交流和人才培養上都為我國新聞傳播學術發展做出了不小貢獻。北京廣播學院於1980年9月成立了新聞研究所。部分省市也建立了一批新聞研究機構，如吉林省新聞研究所（1979年3月成立）、黑龍江省新聞研究所（1980年2月成立）、甘肅省新聞研究所（1981年12月成立）等。除此之外，媒體內部也成立了一批專門研究機構，如人民日報新聞戰線編輯部（《新聞戰線》雜誌於1978年12月複刊）、新華社新聞研究部（1980年成立）、中國青年報社研究部（1981年2月成立）以及天津日報、遼寧日報、大眾日報設立的研究所、室等。資料顯示，至1981年，我國專業新聞研究機構已達33個（5），1982年底和1983年底分別為近40個和50多個（6）。
與此同時，研究者的組織——學會和交流園地——學術刊物也紛紛恢複或成立、創辦。1980年2月，北京新聞學會正式成立（1984年改稱首都新聞學會）。它是我國解放後成立的第一個新聞學術團體。該學會辦有《新聞學會通訊》和《新聞學刊》，設有新聞理論組、新聞法規組等11個學術組，並多次召開學術研討會、進行了大量新聞調查、開展了一係列中外學術交流活動，在1980年代我國新聞傳播學界具有重大影響力和號召力。除北京新聞學會外，天津市、河北省、河南省、湖北省等也恢複或成立了新聞學會。
1980年8月，在文革中被迫停止活動的中華全國新聞工作者協會（簡稱中國記協）恢複活動。此後各地記者協會紛紛恢複活動或成立，它們的業務範圍中也涵蓋學術研究。
1980年12月，中國新聞學會聯合會正式成立。學會的任務之一是在馬克思主義、毛澤東思想的指導下，組織和推動新聞學術研究，對新聞理論、新聞實踐以及新聞事業史、幹部培訓中的問題進行探討，組織國內外新聞學術交流，以促進社會主義新聞事業的發展和繁榮。
學會會議方麵，影響最大的是“西北五報會議”。1980年5月5日至12日，由《陝西日報》、《青海日報》、《寧夏日報》、《新疆日報》和《甘肅日報》共同籌備發起的新聞學術討論會在蘭州舉行。這是文革後首次召開的大型新聞學術討論會。來自中宣部新聞局、各地報刊、新聞研究機構、高等院校等40個單位的80多名代表參加。會議著重探討的內容有：報紙的性質和任務；無產階級報紙的黨性和人民性；報紙的指導性和真實性；關於在報紙上開展批評與自我批評的問題；黨委與黨報的關係以及新聞自由等。這次大規模的盛會，“不僅煊赫當時，更光照後世”，“昭示著我國新學研究在經曆了嚴冬之後，走向春天”。（7）
新聞學術期刊方麵。人民日報社主辦的《新聞戰線》於1978年12月複刊。它一直是全國性新聞工作和新聞業務理論研究和經驗交流的重要刊物。中國人民大學新聞係主辦的《國際新聞界》於1979年5月複刊，1980年起改為16開本的季刊。社科院新聞所主編的《新聞研究資料》於1979年8月創辦，前5輯為不定期出版，1981年起改為季刊。複旦大學新聞係主辦的《新聞大學》於1981年創刊。其他新聞傳播研究刊物還有《北京廣播學院學報》（北京廣播學院主辦，1979年9月創辦，內刊）、《新聞學習》（湖北日報主辦，1980年8月創辦）、《新聞廣播電視研究》（北京廣播學院新聞研究所主辦，1981年創辦，1984年公開發行）、《新聞戰士》（山西省新聞工作者協會主辦，1982年1月複刊）等。該階段的新聞傳播學術期刊大多以經驗交流、業務探討、史料整理為主，理論研究較少，但它們的恢複或創辦為新聞研究者提供了一個交流和探討的園地，有利於學術研究的進步和發展。
由於文革期間新聞教育、研究的中斷，導致研究隊伍斷層，造成此階段新聞傳播研究人員以文革前的老一代為主（8），再加上有新聞實務經驗的新聞工作者以及剛剛畢業的“新手”。以實力最強的幾個教學、科研機構為例來看（9），中國社會科學院新聞研究所共有40多名科研人員，整個北京廣播學院有專任教師280人，人大新聞係有教職工60多人，複旦大學新聞係有專任教師51名，合計教職工400多人。全國新聞傳播專業的副教授、教授加起來才25人（10）。除社科院新聞研究所外，高校新聞學係、專業的教師基本上以教學為主，科研大多是圍繞著教學展開，成果較多地表現為史料彙編、教材、講義等。專門的、深入的研究匱乏。據統計，十一屆三中全會至1982年，我國出版的有關新聞學的論著、譯著共240餘部，而1983年一年就出版100部以上（11）。這表明新聞傳播學術研究雖在恢複，但研究仍非常有限，不過恢複和發展的速度非常快。
在研究內容上，以新聞工作恢複和發展過程中出現的問題為主，大多屬於實踐領域的業務研究。這是由當時特定的背景所決定的。新聞工作在文革中遭到極大破壞，一批優秀老報人被打倒，長期積累的有益經驗被拋棄，新聞界的形象和尊嚴蕩然無存。因此，步入新時期的新聞界在起點上連零點都算不上，實際上是處於負起點上，所以不得不從最基本的問題著手開始研究。這種狀況反而為學界提供了諸多研究課題，也是造成有實務經驗的新聞人成為研究主體的原因之一。
除傳統理論、業務、曆史三大塊外，邊緣學科也於1983年底開始了初步研究，如新聞與政治、新聞與宣傳、新聞與美學、新聞與哲學、新聞心理學等。1982年4月，有“傳播學集大成者”之稱的施拉姆（Wilbur Schramm）先生訪問我國。同年11月，社科院新聞研究所在北京召開關於研究西方傳播學的座談會。中國人民大學、複旦大學、暨南大學、廈門大學、國際政治學院、北京廣播學院新聞係和新華社、《新聞戰線》編輯部等代表參加。座談會主要討論了傳播學產生的曆史背景和社會條件、目前的研究對象、內容、理論和基本方法以及我們對傳播學應采取的態度：“係統了解，分析研究，批判吸收、自主創造”。會議內容結集成《傳播學（簡介）》一書，於1983年1月出版。這是我國關於傳播學介紹和研究的第一本著作，標誌著1978年以來，對我國傳統新聞學（12）影響最大的一種外來思想、理論和方法——傳播學開始從零星介紹轉為係統化、組織化和專門化研究。邊緣學科、傳播學的研究表明進入新時期以來的新聞學，一邊在逐步恢複，一邊又在不斷生成出新的特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