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行易知難說的動機
《孫文學說》的《自序》是民國七年（1918年）十二月三十日在上海作的。次年（1919年）五月初，我到上海來接杜威先生；有一天，我同蔣夢麟先生去看中山先生，他說他新近做了一部書，快出版了。他那一天談的話便是概括地敘述他的“行易知難”的哲學。後來杜威先生去看中山先生，中山談的也是這番道理。大概此書作於七年下半，成於八年春間。到六七月間，始印成出版。
這個時代是值得注意的。中山先生於七年五月間非常國會辭去大元帥之職；那時舊式軍閥把持軍政府，中山雖做了七總裁之一，實際上沒有做事的機會，後來隻好連總裁也不做了，搬到上海來住。這時候，世界大戰剛才停戰，巴黎和會還未開，全世界都感覺一種猛烈的興奮，都希望有一個改造的新世界。中山先生在這個時期，眼見安福部橫行於北方，桂係軍閥把持於南方，他卻專心計劃，想替中國定下一個根本建設的大方略。這個時期正是他邀了一班專家，著手做“建國方略”的時候。他的“實業計劃”的一部分，此時正在草創的時期，其英文的略稿成於八年的一月。
他在發表這個大規模的《建國方略》之前，先著作這一部導言，先發表他的“學說”，先提出這個“行易知難”的哲學。
為什麼呢？他自己很悲憤地說：
文奔走國事三十餘年，畢生學力盡萃於斯；精誠無間，百折不回；滿清之威力所不能屈，窮途之困苦所不能擾。吾誌所向，一往無前，愈挫愈奮，再接再厲。用能鼓動風潮，造成時勢。卒賴全國人心之傾向，仁人誌士之讚襄，乃得推覆專製，創建共和。本可從此繼進，實行革命黨所抱持之三民主義，五權憲法，與夫革命方略所規定之種種建設宏模，則必能乘時一躍而登中國於富強之域，躋斯民於安樂之天也。不圖革命初成，黨人即起異議，謂予所主張者理想太高，不適中國之用。眾口鑠金，一時風靡。同誌之士，亦悉惑焉。是以予為民國總統時之主張，反不若為革命領袖時之有效而見之施行矣。此革命之建設所以無成，而破壞之後國事更因之以日非也。
夫去一滿洲之專製，轉生出無數強盜之專製，其為毒之烈，較前尤甚，於是民愈不聊生矣。溯夫吾黨革命之初心，本以救國救種為誌，欲出斯民於水火之中，而登之衽席之上也。今乃反令之陷水益深，蹈火益熱，與革命初衷大相違背者，此固予之德薄無以化格同儕，予之能鮮不足駕馭群眾，有以致之也。然而吾黨之士於革命宗旨革命方略亦難免有信仰不篤奉行不力之咎也。而其所以然者，非盡關乎功成利達而移心，實多以思想錯誤而懈誌也。
此思想之錯誤為何？即“知之非艱，行之惟難”之說也。此說始於傳說對武丁之言，由是數千年來，深中於中國之人心，已成牢不可破矣。故予之建設計劃一一皆為此說所打消也。嗚呼！此說者，予生平之最大敵也。其威力當萬倍於滿清。夫滿清之威力不過隻能殺吾人之身耳，而不能奪吾人之誌也。乃此敵之威力則不惟能奪吾人之誌，且足以迷億兆人之心也。是故當滿清之世，予之主張革命也，猶能日起有功，進行不已。惟自民國成立之日，則予之主張建設，反致半籌莫展，一敗塗地。吾三十年來精誠無間之心，幾為之冰消瓦解，百折不回之誌幾為之槁木死灰者，此也！可畏哉此敵！可恨哉此敵！
兵法有雲，“攻心為上”……滿清之顛覆者，此心成之也。民國之建設者，此心敗之也。夫革命黨之心理，於成功之始，則被“知之非艱行之惟難”之說所奴，而視吾策為空言，遂放棄建設之責任……七年以來，猶未睹建設事業之進行，而國事則日形糾紛，人民則日增痛苦。午夜思維，不勝痛心疾首。夫民國之建設事業，實不容一刻視為緩圖者也。國民！國民！究成何心。不能乎？不行乎？不知乎？吾知其非不能也，不行也。亦非不行也，不知也。倘能知之，則建設事業亦不過如反掌折枝耳。
回顧當年，予所耳提麵命而傳授於革命黨員，而被河漢為理想空言者，至今觀之，適為世界潮流之需要，而亦當為民國建設之資材也。乃擬筆之於書，名曰《建國方略》，以為國民所取法焉。然尚有躊躇審顧者，則恐今日國人社會心理猶是七年前之黨人社會心理也，依然有此“知之非艱行之惟難”之大敵橫梗於其中，則其以吾之計劃為理想空言而見拒也，亦若是而已矣。故先作學說，以破此心理之大敵，而出國人之思想於迷津。庶幾吾之《建國方略》或不致再被國人視為理想空談也。（《自序》）
這篇《自序》真是悲慨沉痛的文章。中山先生以三十年的學問，三十年的觀察，作成種種建設的計劃，提出來想實行，萬不料他的同誌黨人，就首先反對。客氣的人說他是“理想家”，不客氣的人嘲笑他是“孫大炮”！中山先生忠厚對人，很忠厚地指出他們所以反對他，“非盡觀乎功成利達而移心，實多以思想錯誤而懈誌”。此思想的錯誤，中山認為隻是“知易行難”的一個見解。這個錯誤的見解，在幾千年中，深入人心，成了一種迷信，他的勢力比滿清還可怕，比袁世凱還可怕。滿清亡了，袁世凱倒了，而此“知易行難”的謬說至今存在，使中山的大計劃“半籌莫展，一敗塗地”。所以中山先生要首先打倒這個“心理之大敵”。這是他的“學說”的動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