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一期（《獨立》一○三期）裏有壽生先生的一篇文章，題為《我們要有信心》。在這文裏，他提出一個大問題：中華民族真不行嗎？他自己的答案是：我們是還有生存權的。
我很高興我們的青年在這種惡劣空氣裏還能保持他們對於國家民族前途的絕大信心。這種信心是一個民族生存的基礎，我們當然是完全同情的。
可是我們要補充一點：這種信心本身要建築在穩固的基礎之上，不可站在散沙之上，如果信仰的根據不穩固，一朝根基動搖了，信仰也就完了。
壽生先生不讚成那些舊人“拿什麼五千年的古國喲，精神文明喲，地大物博喲，來遮醜”。這是不錯的。然而他自己提出的民族信心的根據，依我看來，文字上雖然和他們不同，實質上還是和他們同樣的站在散沙之上，同樣的擋不住風吹雨打。例如他說：
我們今日之改進不如日本之速者，就是因為我們的固有文化太豐富了。富於創造性的人，個性必強，接受性就較緩。
這種思想在實質上和那五千年古國精神文明的迷夢是同樣的無稽的誇大。第一，他的原則“富於創造性的人，個性必強，接受性就較緩”，這個大前提就是完全無稽之談，就是懶惰的中國士大夫捏造出來替自己遮醜的胡說。事實上恰是相反的：凡富於創造性的人必敏於模仿，凡不善模仿的人決不能創造。創造是一個最誤人的名詞，其實創造隻是模仿到十足時的一點點新花樣。古人說的最好：“太陽之下，沒有新的東西。”一切所謂創造都從模仿出來。我們不要被新名詞騙了。新名詞的模仿就是舊名詞的“學”字：“學之為言效也”是一句不磨的老話。例如學琴，必須先模仿琴師彈琴；學畫必須先模仿畫師作畫；就是畫自然界的景物，也是模仿。模仿熟了，就是學會了，工具用的熟了，方法練的細密了，有天才的人自然會“熟能生巧”，這一點工夫到時的奇巧新花樣就叫作創造。凡不肯模仿，就是不肯學人的長處。不肯學如何能創造？伽利略（Glileo）聽說荷蘭有個磨鏡匠人做成了一座望遠鏡，他就依他聽說的造法，自己製造了一座望遠鏡。這就是模仿，也就是創造。從17世紀初年到如今，望遠鏡和顯微鏡都年年有進步，可是這三百年的進步，步步是模仿，也步步是創造。一切進步都是如此：沒有一件創造不是先從模仿下手的。孔子說的好：
三人行，必有我師焉：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而改之。
這就是一個聖人的模仿。懶人不肯模仿，所以決不會創造。一個民族也和個人一樣，最肯學人的時代就是那個民族最偉大的時代；等到他不肯學人的時候，他的盛世已過去了，他已走上衰老僵化的時期了，我們中國民族最偉大的時代，正是我們最肯模仿四鄰的時代：從漢到唐、宋，一切建築、繪畫、雕刻、音樂、宗教、思想、算學、天文、工藝，哪一件裏沒有模仿外國的重要成分？佛教和他帶來的美術建築，不用說了。從漢朝到今日，我們的曆法改革，無一次不是采用外國的新法；最近三百年的曆法是完全學西洋的，更不用說了。到了我們不肯學人家的好處的時候，我們的文化也就不進步了。我們到了民族中衰的時代，隻有懶勁學印度人的吸食鴉片，卻沒有精力學滿洲人的不纏腳，那就是我們自殺的法門了。
第二，我們不可輕視日本人的模仿。壽生先生也犯了一般人輕視日本的惡習慣，抹殺日本人善於模仿的絕大長處。日本的成功，正可以證明我在上文說的“一切創造都從模仿出來”的原則。壽生說：
從唐以至日本明治維新，千數百年間，日本有一件事足為中國取鏡者嗎？中國的學術思想在她手裏去發展改進過嗎？我們實無法說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