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最足以表現中國人積極爭取自由的一麵，是學術生活和傳統。中國思想史上最輝煌的時期，呈現出獨立思想和大膽懷疑的精神。至聖先師孔子的教言中即有“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及“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是知也”。
中國的思想自由和批評精神，就是在這個“合理懷疑”的偉大傳統中培養起來的。1世紀時的王充，對當時所有宗教思想與玄學觀念，曾以高度的科學方法，站在哲學的觀點，大膽地加以批評。於是這種批評精神，使中國從中世紀風行一時的釋、道二教中解放出來。就是在儒家本身，也一樣充滿了獨立思想與批評、懷疑的態度。譬如對孔學典籍的批評，很久以前就已蔚為風氣。凡經學者證明為偽冒或篡改的卷冊、章節，不管世人如何重視，都能毫不猶豫地加以駁斥。這種自由批評的風氣，到9世紀後期，更加顯著。於是自由派學者對一切主要孔學典籍，均抱有絲毫不苟的疑問態度。
在過去半個世紀中，中國的社會和政治思想，也接受了這種懷疑和批評精神的洗禮，而具有懷疑與批評的特性。在這個時期的中國思想領導人物，幾乎都曾對民族文化遺產作過批評性的研究，而且對每一方麵的問題，都當仁不讓地予以檢查及懷疑和嚴厲的批評。因此，無論宗教、君主政體、婚姻及家庭製度，以至於聖賢本身，都在評論之列，以確定其在新時代、新世界中的存在價值。
這裏要請諸位特別注意的一點是：中國這種學術上的自由批評精神，不是舶來品，而是固有的。去年（1941年），在我問美國國會圖書館存放先父尚未出版的一些手稿時，我曾向該館當局指出：這些資料，是先父八十年前在一個老式大學（龍門書院）中研究時使用的。其中每頁都用紅色印刷體記載如下的字樣：學生首先須學會以懷疑的精神來研討課程……哲學家張載（1020年—1077年）曾說：“於不疑處有疑，則學進矣。”
這種自由批評與懷疑的精神，使我們推翻了君主專製，廢棄了教育與文學上純以文言為工具的傳統，而為今日中國帶來了一個政治與社會革命，及文化複興的新時代。
三
再看日本曆史，那真有天壤之別！
日本曆史，在政治組織上，一直是極權統治；在學術上，是愚民政策；在教育上，是軍事化訓練；其抱負，則是帝國主義的思想。
日本曆史上的極權獨裁政治，是它國內外觀察家有目共睹的。日本曆史權威喬治·桑森姆爵士（Sir George Sansom）曾說：
約自1615年起，日本即在寡頭政治統治之下。統治的方法，多與現在極權國家所用者相同。它的特征是：統治者自選幹部；壓製某些階級，使其無所作為；限製個人的自由；厲行節約；多方壟斷；各種檢查；秘密警察；“個人為國家而存在”的教條。至1868年，這一政權雖被推翻，但繼起而代的，並不是一個受大眾歡迎的政府，而是一個強大的官僚集團……因而奠定了日本極權主義特質永恒不變的基礎。
曾於1940年9月起草並簽署《軸心國聯盟條約》的前日本駐羅馬大使白鳥（Shiratori），對日本曆史的評論，比桑森姆爵士更為露骨。他說：“過去三千年中，日本民族成長的基本原則，就是極權主義。”
因此，日本之所以甘心加入軸心國，而且把這種做法視為它一貫的國策，是有其曆史背景，並非偶然的。
其二，是關於日本愚民政策的諸多記載。也就是在學術上，對傳統與權威的無條件接受。日本學者，對某些神話、傳說，是不容許存有懷疑態度的。譬如日本皇室與貴族衣缽相傳的神聖性，太陽女神，公元前606年2月11日為日本帝國開國日（或稱為大神傳下鏡子、寶石、寶劍三件聖寶的帝國的創建日）。
日本帝國大學教授Telsujiro Inoue（井上哲次郎）在他的一部代表作中，大膽地表示了他對伊勢神宮（Ise）中三件聖寶的看法。他認為上述傳統的說法，有待研究。這位井上博士這一點輕微的存疑，闖下了數年遭受迫害的大禍。他被逐出帝國大學，在暴眾的圍攻下，打得一目失明。但是沒有一位學人敢於挺身而出，為他的遭遇，或為他的科學懷疑精神加以辯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