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命之君天命之所予也，故號為天子者，宜視天如父，事天以孝道也；號為諸侯者，宜謹視所侯(恭侯)，奉天子也；號為大夫者，宜厚其忠信，敦其禮義，使其善大於匹夫之義，足以化(教化)之也；士者，事(務服於人)也；民者，瞑(蒙蒙無知)也。(《深察名號》)人君號稱天子，是天的兒子，應對天盡孝道；諸侯意即敬侯王命，應事奉天子；大夫即大於匹夫，在道德上比匹夫要高，應盡教化之職；士就是供事之人，為知己者死；民就是昧於禮義，故需要教育。這五種稱號都各有意義，欲考察其稱不稱職，誰是誰非，隻需看看實跡與名號相不相符：“欲審曲直莫若引繩，欲審是非莫若引名。”(同前)故他亦強調“摯名責實，不得虛言”(《考功名》)。於是將儒與名家結合起來了。
孟子王張性善，荀子主張性惡，董仲舒調和之。認為性分三品，有“聖人之性”，純善；有“鬥宵(小人)之性”，純惡。這二者都不是人性的代表。又有“中民之性”，這才是人性的代表，才是普遍的人性(《實性》)。他說，普遍的人性有善有惡，也可善可惡。天有陰陽，人性稟天，故亦有善惡“天兩有陰陽之施，人亦兩有仁貪之性。”(《深察名號》)人稟陽而為性，是善質；又稟陰而為情，是惡質(王充《論衡·本性》引)。人性的善惡，全在後天的教化。他形象地比喻說：“性比於禾，善比於米。米出禾中，而禾未可全為米也；善出性中，而性未可全為善也。善與米，人之所以繼天而成於外，非在天所為之內也。”人性待教育而為善，猶禾穀待澆灌而出米也。他又比喻說：“卵待覆(孵)而為雛，繭待繅而為絲。” (《深察名號》)都強調後天人為的作用。於是結束了人性善惡之爭，將儒學內部分歧統一起來了。
董仲舒的學說，就是以儒學為主體，以儒學為外殼，融合和容納了諸子百家思想於一爐的新儒學體係。他在哲學原理上多得陰陽五行之助，在政治思想上則主要是儒學與黃老刑名之合，也就是所謂霸道(刑名)與王道(仁義)之合。漢宣帝對太子說：“漢家自有製度，本以霸王道雜之。耐何獨任德教，用周政乎？”(《漢書·元帝紀》)所謂製度，即指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董仲舒改造過的儒術。可見漢家的治國方略，是從董仲舒建立新儒學體係，並使之獲得獨尊之後形成的。其意義是非常深遠的。董仲舒“抑黜百家”，不是簡單地否定百家，而是充分地吸收和挖取對方的精華，使百家失去存在的價值；董仲舒“推明孔氏”，是取百家之長以完善儒學，使儒學達到善兼美具的境地。於是，百家不禁自熄，儒學不尊獨盛。儒學經他這一番改造，形成了必興必盛的必然趨勢。
2.精通五經，善說《春秋》
董仲舒深明五經，在著述之中，博引詩書，深諳易理，廣論禮樂，尤長於《春秋》。
董仲舒治經，主大義微言，從宏觀上揭示和發揮六經奧旨。在董仲舒眼裏，六經再也不是上古舊史，曆史陳跡，而是具有豐富思想內容，也具有完美表達形式的經典了。他說：君子知道在位者不能用強權和暴力來壓服民心，因此用“六藝”來教養他們。“詩書序(順也，馴化)其誌，禮樂純(淨化)其美，易春秋明(開發)其知(智)”(《玉杯》)。即用《詩》《書》來馴化人們的心誌，這屬於德育的領域；用《禮》《樂》來美化人們的行為，這屬於美育的領域；用《易》《春秋》來開發人們的智力，這屬於智育的領域，六藝共同完成對一個人德育。
智育、美育諸方麵的教育和塑造功能，在造就人才上，不可或缺，故他說：“六學皆大而各有長”，各自從不同方麵，不同層次，共同完成人材的塑造工作。董仲舒進而歸納六經特點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