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子是我國古代一位傑出的思想家，也是重視躬行實踐的教育家。他在戰國時期，是與儒家對抗的哲學流派——墨家的創始人，後人稱他為墨子。
墨子姓墨名翟，魯國人，或說宋人。《史紀》中並沒有為他立傳，僅在《孟子荀卿列傳》中附載有“蓋墨翟，宋之大夫，善守禦，為節用，或曰並孔子時，或曰在其後”二十四字，因而後人就疑他為宋人。據《呂氏春秋》《愛類篇》載有“公輸班欲為楚攻宋，墨子聞之，自魯往。”同書《當染篇》和《慎大篇》高誘注，說他是魯人，孫詒讓考證亦同，可知他為魯人是無疑的。
至墨子的生卒年月，各書中並無確實可靠的記載，曆來學者推斷亦殊不一致。但就《墨子》本書所記載的事例和當時往來的人物來作引證，衡之各家所說，以梁啟超的考證較為近似。他說：“墨子生於周定王初年(元年至十年之間)(西紀前四六八至四五九)，約當孔子卒後十餘年(孔子卒於前四七九)。墨子卒於周安王中葉(十二年至二十年之間)(西紀前三九○至三八二)，約當孟子生前十餘年(孟子生於前三七二)。”總之，墨子是生於孔子死後卒於孟子生前的年代間，即在春秋戰國交替的時候。
墨子的出身，有人說是農民，因為他曾反映了當時農民的思想情況和要求。但在當時自耕農雖已存在，恐還不可能有求得知識的機會，更不可能深造到能對王公大人進行說教的地步。墨子自己亦曾說過：“翟上無君上之事，下無耕農之勞”，(《墨子》《貴義篇》)又說：
“翟以為雖不耕織乎，而功賢於耕織也”。(《墨子》《魯問篇》)可知墨子並非是農民出身。墨子確是一位精通器械製造的人，從《墨經》
中可以看出他對力學、光學、幾何學等都具有豐富的知識；從他的“《備城門》”以下各篇中又可看出他的防禦戰術中所用的器械，都是造詣很深，而且遠遠超過當時著名技師公輸班的。墨子的出身可能由前代的自由農民轉化而為獨立的小生產者——手工業者，所以他常把農與工並稱為“農與工肆之人”。當春秋末葉，社會經濟大大變動，原有“士”的階層，逐漸分化，同時，“士”的來源也日益擴大，一部分是由沒落的貴族下降而為“士”，像孔子所代表的儒家一派；另一部分是由當時的小生產者——手工業者上升為“士”，成為知識分子，就是墨家所代表的一派。可知墨子的階級地位，接近於手工業者上升為“士”的階層，因而他的思想學說中，一方麵反映了農民和手工業者的利益，另一方麵卻也表現了當時封建統治階級的利益。
墨子的弟子，也是從手工業出身的居大多數，他們結合集團而成為墨家一派，反映了“農與工肆之人”的正當願望，隻要求“饑者得食，寒者得衣，勞者得息，”(《墨子》《非命篇》)過安居樂業的生活；對自己則爭取自食其力，過極端刻苦耐勞的生活。因之，被儒家稱為“役夫之道”，(《荀子》《王霸篇》)“儉而難遵”。(《史記》《太史公自序》)同時，他們反對貴族階級過享樂奢侈的生活，而有“節用”“非樂”的主張，又為廣大人民提出反對侵略戰爭的呼聲，而有“非攻”
“兼愛”的主張，從而構成墨家學派，與儒家並稱為“顯學”。
墨子的思想學說，雖然反映了當時農民和小生產者的正當願望，揭露了貴族統治階級享受過度奢侈生活的不合理和發動侵略戰事的危害性，但是由於他的階級立場畢竟還是屬於“士”的階層而並非完全是勞動者，所以他迫切要求與貴族統治者謀求妥協以取得政治地位。像在“《尚賢篇》”中他主張“上舉不避貧賤”，“雖在農與工肆之人，有能則舉之，高予之爵，重予之祿，任之以事”以達到“官無常貴，民無終賤，有能則舉之，無能則下之”，這樣，要想把過去貴族世襲製度下富貴與貧賤的固定地位，根本推翻，使人人都有資格去取得富貴；把“君子”與“小人”的區別，也無形取消，這與孔子所說的“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君子學以致其道”，自然要進步些。但僅僅為了使“農與工肆之人”取得政治地位，因而對王公大人不得不表現出一種妥協性，隻能在不觸動當時貴族統治世襲的社會製度下，提出些改善人民生活和提高其社會地位的要求，所以他的政治主張不是革命的而是改良的。從此可知墨子的思想學說還是與他的階級立場分不開的，它既有進步的一麵，又有落後的一麵，但在當時說起來，進步的一麵是主要的。
墨子為了要取得政治地位，實現他的理想，曾遊曆各國，奔走於王公大人之門進行說教。他在魯國時，聽到公輸班為楚造雲梯之械，行十日十夜而至楚，說服了公輸班與楚王，阻止他們攻宋，這段有名的故事，詳載於《墨子》《魯問篇》。在楚惠王時，墨子曾向楚王獻書，楚主欲以書社五百裏封之，不受而去。其時墨子年不過三四十歲左右，所學已成，有北方聖賢之稱。他的弟子公尚過遊越時，說越王，越王亦欲以五百裏封墨子。墨子曰：“意越王將聽吾言，用我道，則翟將往，量腹而食，度身而衣，自比於群臣，奚能以封為哉！”(《墨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