靖康之後，徽欽二宗被擄五國城，山河破碎，生靈塗炭。宋室南渡，最終定都臨安，苟安於東南一隅。麵對尖銳的民族矛盾和社會問題，南宋“君主飄搖無壯誌，諸臣高論而無特操”但眾多文人卻表現出崇高的民族氣節和強烈的愛國精神，崛起於浙東地區的事功學派，成為這批人的典型代表。以陳亮為代表的永康學派、以葉適為代表的永嘉學派等強烈要求“複故疆之半”，結束南北對峙的局麵，求得統一；主張從實際出發，反對空談，提倡義利統一，謀求功利，以實現國富民強；注重“學以致用”，出經入史，注重從曆史中尋找解決現實·問題的辦法。在民族危難的情況下，這批學者為恢複故疆奔走呼號，求真務實，正視現實問題，並積極尋求解決辦法，集中體現出強烈的民族精神。
(一)統一故疆的追求
事功學派在民族危亡之際，身體力行，堅毅執著，力圖挽救民族於危難，實現統一，充分體現了崇高的民族氣節和愛國情操。永康學派的代表人物陳亮，一生力主抗金，至死不渝，“複仇自是平生誌，勿謂儒臣鬢發蒼”。宋室南渡，與金人簽訂和議，朝野不少人苟且偷安，“直把杭州作汴州”，忘記恥辱，拱手談性命，而陳亮一心恢複中原，反對苟安。隆興初，朝廷與金人約和，“天下忻然得蘇息，獨亮持不可”。他上書孝宗皇帝“不可恃衣冠禮樂之舊，祖宗積累之深，以為天命人心可以安坐而久係也”，並痛斥道學家對於抗金的態度，指責他們“自以為得正心誠意之學者，皆風痹不知痛癢之人也。舉一世安於君父之仇而方低頭拱手談性命，不知何者謂之性命乎”。公元1169年，陳亮向孝宗皇帝獻《中興五論》提出恢複中原的計劃，又先後六次上書孝宗皇帝要他堅定抗金的信念，並為之分析天下的形勢，指出“江南之不必憂，和議之不必守，虜人之不足畏，而書生之論不足憑也”。可惜的是，由於種種原因，他的建議都沒有被采納，而他的抱負最終也沒能實現。然而他一生為恢複故疆、實現統一而奔走呼號，以社稷為重，不計個人得失，正如他所說“吾欲為社稷開數百年之基，寧用以博一官乎”，這種心係天下的愛國精神正是中華民族精神的集中體現。
與陳亮同時代的永嘉學派代表人物葉適，麵對南宋政權的腐敗、金兵的入侵，指出“二陵之仇未報，故疆之半未複，此一大事者，天下之公憤，臣子之深責也；或知而不言，或言而不盡，皆非人臣之義也”，他幾次上書皇帝，提出了變革圖強的改革建議，堅持抗金，還親·自參加了開禧北伐。葉適堅決反對偏安，力主用武力恢複統一，他在殿試《廷對》中說：“複仇，天下之大義；還故境土，天之尊名也。以天下之大義而陛下來能行，以天下之尊名而陛下來能舉陛下欲教天下以為人子之義，使枕戈北首，慮不顧身，天下之人其又何辭。”葉適向宋光宗建議要“先明所以治其國之意”，也指出要先把握形勢，然後再製定相應的措施。他提出了一套政治方案以及抗金計劃，但都沒有被采納。雖然他主張武力收複中原，但反對打無準備的仗，認為“必備成而後動，守定而後戰”，韓侂胄起兵北伐，葉適並不同意，結果，開禧北伐的失敗使南宋受到了很大的削弱。陳亮、葉適等人認為，在民族危亡之際，當務之急乃是如何救亡圖存。他們主張確定抗金的基本路線，反對苟安，葉適認為“甘弱而幸安者衰，改弱以就強者興”，他上書寧宗，希望能夠“先慮預算，思報積恥，規恢祖業”，陳亮則以國事為己任，“留神政事，勵誌恢複，罔敢自暇自逸”。他們主張積極投身社會實踐中，以事功救國，指責當時朝廷種種議論，為“為奇謀秘畫者，則止於乘機待時；忠義決策者，則止於親征遷都；沉深慮遠者，則止於固本自治；高談者遠述性命，而以功業為可略；精論者妄推天意，而以夷夏為無辨”。陳亮也指責那些口言性命無心政事的人，認為“為士者恥言文章行義，而曰‘盡心知性’，居官者恥言政事書判而曰‘學道愛人’，相蒙相欺以盡廢天下之實，則亦終於百事不理而已”。抗金保國，恢複故疆，是事功學派為之奮鬥一生的主題，為了統一事業，他們堅毅執著，不屈不撓；為了社稷生民，他們甘願馳騁疆場，馬革裹屍。但主和派在朝廷一直占據上風，宋廷基本上采取了主和路線，致使主戰派壯誌難酬。陳亮的詞句“壯士淚，肺肝裂”，“堯之都，舜之壤，禹之封：於中應有，一個半個恥臣賊。萬裏腥膻如許，千古英靈安在，磅礴幾時通”。長歌當哭，直抒胸臆。盡管如此，他們依然堅定地為統一事業而奔走，“千古風流今在此，萬裏功名莫放休”，他們堅信“胡運何須問，赫日自當中”，其愛國精神洋溢言表，鼓舞人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