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餘嚐疑孔子既以一貫語曾子，直唯而止，無所問質，若素知之者，以其告孟敬子者考之，乃有粗細之異，貴賤之別，未知於一貫之指果合否？曾子又自轉為忠恕。忠以盡己，恕以及人，雖曰內外合一，而自古聖人經緯天地之妙用固不止於是，疑此語未經孔子是正，恐亦不可便以為準也。子貢雖分截文章、性命，自絕於其大者而不敢近，孔子丁寧告曉，使決知此道雖未嚐離學，而不在於學，其所以識之者，一以貫之而已；是曾子之易聽，反不若子貢之難曉。至於近世之學，但誇大曾子一貫之說，而子貢所聞者殆置而不言，此又餘所不能測也。若孔子晚歲獨進曾子，或曾子於孔子後歿，德加尊，行加修，獨任孔子之道，然無明據。又按曾子之學，以身為本；容色辭氣之外不暇問，於大道多所遺略，未可謂至。葉適否定曾子、子思、孟子繼道統，實質上也否定兩程、朱熹等人的道統論及道統繼承權，但是，他仍堅信儒家確實是存在著道統的：“不能言統紀者固非，而能言者亦未必是也。”那麼，這一道統究竟如何呢？葉適以為：“《書》稱‘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道之統紀體用卓然，百聖所同”，“此道常在，無階級之異，無聖狂、賢不肖之殊”，顯然，葉適所謂的“道統”與兩程乃至朱熹等理學家的看法毫無兩樣。但是，兩程至朱熹的理學家認為是他們繼承了孔孟不傳之道統，否定其他學者也有繼承道統的權力。葉適則認為：自孔子之後的道統確實是存在的，但是，“道統”既不是由曾子、子思、孟子等人繼承過，也並非屬於某些人私有：“時諸儒以觀心空寂名學，徒默視危拱，不能有論詰，猥曰‘道已存矣。’”這裏的“時諸儒”是有所指的：“古聖賢之微言，先儒所共講也；然皆曰：‘至二程而始明。’凡二程所嚐講，皆曰：‘至是止矣。’其密承親領，遊、楊、尹、謝之流，而張、呂、朱氏後時同起，交闡互暢，厥義大弘，無留蘊焉。竊怪數十年，士之詣門請益，曆階睹奧者，提策警厲之深，涵玩充溢之久，固宣各有論述，自名其宗，而未聞與眾出之以扶翼其教，何哉？豈敬其師之所以覺我，而謙於我之所以覺人歟？”顯然，葉適是批評兩程至張、呂祖謙乃至朱熹等理學家。
在葉適看來：“道者，天下共由之途也。使有人焉，以為我有是物也，將探而取之，而又曰我得之矣，則其統已離矣”，其意指兩程等人自命繼承了道統，實際上已經離開了道統。葉適也斷然否認陳亮所說的漢唐帝王、英雄豪傑也能繼承孔子道統的觀點。在葉適看來，孔子之後雖然沒有具體的人來繼承道統，但是道統存在於六經之中，六經始終存在於世，那麼道統也就存在於世，而不像朱熹等所說的儒家道統密傳幾絕，因此應該從源頭六經開始鑽研，認真理解六經的含義，以真正掌握儒家道統，否則就會像子思、孟子那樣走樣。他說：“道者，自古以為微渺難見；學者，自古以為纖悉難統。今得其所謂一，貫通上下，應變逢原，故不必其人之可化，不必其治之有立，雖極亂大壞絕滅蠹朽之餘，而道固常存，學固常明，不以(孔子)身沒而遂隱也”，因此，“讀書不知接統緒，雖多無益也；為文為能關教事，雖工無益也；篤行而不合於大義，雖高無益也。立誌不存於憂世，雖仁無益也。”葉適之所以將自己的著作取名為《習學記言》，其根本原因也在這裏。
葉適還有一段特別重要的話，表現他自命繼承道統的理論根據與意向：生於數千載之後，既不及親見聖人之行事，循其言語動作而可以得其心，與接聞其風聲而可以知其人矣，其所以學為聖賢者，獨其言在耳。是故孔子錄之為經以示後世，其意反覆深切，將使學者因是言而求之，而可以得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心，與知其為人而無疑也。達者知其言也而至於道，不達者不知也，則眾人而已矣，今其載於書者皆是也。
顯然，葉適以為可以通過“學其(聖人)言”而達其道，即繼承聖人的道統。正因為此，葉適對曾以續六經為己任的王通不無惻隱之心：“以續經而病王氏者，舉後世皆然也，夫孰知其道之在焉”，“善哉乎王通氏，其知天下之誌乎！其有能為天下之心乎！何以知之？以其能續經而知之。”葉適對王通的讚美，實際是他自命道統繼承人的心靈寫照。
葉適的道統論與他的王道功利說也是有關係的。首先，葉適認為三代聖賢也講功利，但這種功利是基於王道基礎之上的，而後世講功利則基於申商韓非等人的理論之上。例如，葉適認為周公平武庚之叛的功業是符合王道的：“武庚弗順可也，四國多方，胡為而迪屢不靜乎？以是知紂之存亡為世道之大變矣。周公雖盡心力以行王道，而自是以後，聖人之治終不複作，乃世變之當然，不可不知也。”
換句話說，周公這種符合王道的功業，符合“聖人之治”的要求，也是他繼承道統的根據之一，但後世則很少有完全符合王道的功業了。
葉適討論管仲與諸葛亮兩人的功業與王道的關係是十分典型的資料：周衰，聖賢不作，管仲相齊，成匡濟之業，《春秋》二百餘年載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