葉適字正則，世稱水心先生，溫州永嘉人。全祖望於《宋元學案水心學案上》案曰：“水心較止齋又稍晚出，其學始同而終異。”永嘉功利之說，至水心始一洗之。然水心天資高，放言砭古人多過情，其自曾子，子思而下皆不免，不僅如象山之詆伊川也。要亦有卓然不經人道者，未可以方隅之見棄之。乾，淳諸老既歿，學術之會，總為朱，陸二派，而水心齗齗其閑，遂稱鼎足後世學者視葉適為永嘉學派重要代表人物，其學於南宋時期與朱熹，陸象山鼎足而三。
若按全祖望所言，葉適之學與陳傅良“其學始同而終異”，又說“永嘉功利之說，至水心始一洗之。”那麽，全祖望顯然認為葉適出於永嘉學派而有所不同，其特出之處始能一洗永嘉功利之說，且與朱陸並逐。也就是說，全祖望隱然認為葉適雖然歸屬於講求事功，功利之永嘉學派，但與專言功利之永嘉諸儒有所不同，出於藍而更勝於藍。
“始一洗之”之語，即已包含褒貶判斷；此處所謂“洗之”，當是指一洗專求功利之說。然則葉適明明歸於永嘉學派，亦以講求事功著稱，何以有如此差別判準就此來看，後世學者稱葉適為永嘉學派集大成者，顯然見其同而不見其異。
依循全祖望之見觀察葉適學術思想，則葉適作為永嘉學派重要代表人物的地位，不僅來自於他繼承了永嘉學派講求事功，功利之學術思想，更關鍵的是他為事功，功利思想找尋到能為世人接受的立論基礎與根源。而也正是因為葉適能提出一套完整的理論依據，所以方能使事功，功利思想立論堅固，不流於“進利害而退是非，與刑名之學殊途而同歸矣。”也就是說，葉適應該有一能與朱陸相逐的立論根據，且此立論根據同時能兼攝永嘉功利之說，而能成“乾，淳諸老既歿，學術之會，總為朱，陸二派，而水心齗齗其閑，遂稱鼎足。”的局麵。筆者認為，此一立論根據，即是葉適的“道統觀”。
(一)對程朱“道統說”的質疑
在南宋學術史上，葉適最重大的貢獻與突破，在於質疑程朱學派所謂“道統說”的合理性。程朱學派“道統說”以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道，傳之孔子，孔子傳曾子，曾子傳子思，子思傳孟子，孟子而下無有傳者，道統遂絕，直待北宋二程先生出而方能接孟子之後。
此道統說雖然唐代韓愈即已提出，但正式確立道統說的人卻是朱熹，而隨著朱熹學說的興盛與傳播，“道統”一說已普遍為當時學界所接受。在這種幾乎已定諸公論，無人置疑的情況下，葉適對此“道統”
之說提出質疑，顯示葉適對於“道統”何在的問題有所發見。
葉適於〈總述講學大旨〉中說：
按：孔子自言“德行顏淵”而下十人無曾子，曰：“參也魯。”若孔子晚歲，獨進曾子，或曾子於孔子歿後，德加尊，行加修，獨任孔子之道，然無明據。又按：曾子之學，以身為本，容色辭氣之外不暇問，於大道多所遺略，未可謂至。又按：伯魚答陳亢無益聞。孔子嚐言“中庸之德民鮮能”，而子思作《中庸》。若以《中庸》為孔子遺言，則顏，閔猶無是告而獨閟其家，非是。若子思所自作，則高者極高，深者極深，非上世所傳也。然則言孔子傳曾子，曾子傳子思，必有謬誤。
葉適明白指出曾子之學與孔子之道根本不同處在於“曾子之學，以身為本，容色辭氣之外，不暇問，於大道多遺略，未可謂至。”可見“以身為本”之學並非所謂“大道”，而亦沒有證據證明此為孔子所獨傳於曾子者。後人相信曾子傳孔子之“道”者，大抵都是以“一以貫之”之說立論，然而葉適卻認為：
舜言精一而不詳，伊尹一德詳矣。至孔子於道及學，始皆言“一以貫之”。夫行之於身，必待施之於人，措之於治，是一將有時而隱。孔子不必待其人與治也。道者，自古以為微眇難見。學者，自古以為纖悉難統。今得其所謂一，貫通上下，應變逢原，故不必其人之可化，不必其治之可立，雖極亂大壞絕滅蠹朽之餘，而道固常存，學固常明，不以身歿而遂隱也。由以上兩段話對比來看，葉適認為孔子談“一以貫之”乃在道與學之上談，此“一”是掌握“道”與“學”的關鍵，“今得其所謂一，貫通上下，應變逢原，故不必其人之可化，不必其治之可立。”是故道不因人而化，也不待治而立，它是一種客觀的長存，“極亂大壞絕滅蠹朽之餘，而道固常存，學固常明，不以身歿而遂隱也。”對葉適而言，無論曾子將“一以貫之”的“一”解釋為個人修養的“忠恕”，以“忠恕”作為一貫之“道”，還是“君子所貴乎道者三”中，視“道”為“以身為本”的“動容貌，正顏色，出辭氣”，都有“夫行之於身，必待施之於人”，“身歿而遂隱”的問題，而真正的“道”如果因人因治而有傳不傳的問題，那麽“道”的存在顯然毫無保證。故葉適認為曾子所理解之“一”並非孔子所謂“一以貫之”之“一”。葉適於此點出，曾子所謂的“一”(亦即後來為程朱學派所肯定且傳承者)與孔子所言的“一”有根本不同的問題。
對於後人以為曾子獨得“一”之道，葉適以為：餘嚐疑孔子既以一貫語曾子，直唯而止，無所問質，若素知之者，以其告孟敬子者考之，乃有粗細之異，貴賤之別，未知於一貫之指果合否？曾子又自轉為忠恕。忠以盡己，恕以盡人，雖曰內外合一，而自古聖人經緯天地之妙用，固不止於是。疑此語未經孔子是正，恐亦不可便以為準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