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令胡適反感的是，一些政客總是鼓吹尊孔讀經可以喚醒國民自立自強的意識，培育國民的人格，增強國民站起來當家作主的信心。就此，胡適進行了深入分析。他認為，所謂的人格，就是人們在日常生活中養成的生活習慣，以及行為秉性。而信心，則是人們敢於麵對未知將來的勇氣。在當時的時代背景下，新舊勢力不斷更迭，中西思潮加速融合，國家的開放和眾多外國人士的湧入，都在潛移默化地影響著當時人們的行為習慣，因此我們不能單一地認為，國民的人格是某一個勢力或某一個獨立的思想體係造就的。但是，生活在這樣一個被新思潮所充斥覆蓋的世界，新晉的領袖式人物，往往具備了遠超以前領袖人才的人格魅力，他們的思想往往要比之前的更透徹，其所掌握的知識也要更豐富一些，尤其是行為，相較以前要更為開放。比如，我們可以拿孫中山先生和曾國藩進行比較，由此我們就可以清楚地了解到不同時期的代表人物之間的性格和行為差異。在古典文學的研究上，人情世故的處理上，奉上馭下的掌控上，孫中山先生要遠遜於曾文正。然而在知識的豐富程度上，見解的大膽獨到上，氣魄的雄偉宏大上，這位治世能臣就遠不如那位革命領袖了。
胡適說：“照我這十幾年來的觀察，凡受過這個新世界的新文化的震撼最大的人物，他們的人格都可以比一切時代的聖賢，不但沒有愧色，往往超越前人。”胡適所說的這一論斷，包含了多層涵義，他既指出了新時代對偉大人物的影響，以及舊經學不足以為新時代的領袖人物提供足夠知識內容，又通過對不同時期人物的對比，強調新時代的領袖並不是通過舊經學的培養造就的，而是學習新文化新思想，並且可以做出對社會進步有大益處的劃時代人物。胡適認為，民國時期社會產生的曆史性進步（比如，八股文的廢除、封建統治的推翻、教育方麵的革新、社會風俗的改變等），都沒有借助儒家經典的力量，而是依靠新文化的帶動和人們自己的努力而實現的。胡適告誡那些尊孔讀經的政客們，“開倒車永遠不可能成功，隻會越來越落後”。
既然尊孔讀經不能為這個處在動蕩和發展中的時代造就出代表性人物或者領袖性人物，同時又不能推動社會的進步，甚至當代的專家學者對經書的研究還處於一知半解的階段，而如果在這樣的情況下，還堅持讓中小學讀經，無疑是令人討厭的，可笑之極的行為。胡適對這種做法給予了強烈諷刺：“在今日妄談讀經，或提倡中小學讀經，都是無知之談。”但讓人不可理解的是，國民政府中，總是有人一直鼓吹讀經的重要性。如，當時廣東的大軍閥陳濟棠就在自己的轄區大力倡導學生們讀經。他認為，學生們可以在儒家經典中找到為人處事的良言妙語。甚至有些軍閥還擬定了具體讀經的可操作辦法，要求學生在中小學時應該誦讀《孝經》《論語》等儒家經典。等上大學之後，再選擇其他合適的儒家經典去詳加研習。這些軍閥對經書一知半解，甚至是沒有任何認知，尤其是無視中小學課程的繁重，一味地為他們增加學業負擔，十分輕率地將關係到數十萬甚至上百萬兒童的教育課程看作是他們可以任意操配的無關緊要的事情。
正因為了解到了這種情況，出於對兒童身心健康以及今後的有利發展，胡適才開始研究這方麵的問題，並極力反對中小學讀經的。他曾這樣闡述了其中存在的問題，以及自己研究得出的可行性建議：“我們絕對的反對中小學校讀經。這是三十多年來教育家久已有定論的問題，不待今日再仔細討論。小學一律用國語教本，這是國家的法令，任何區域內任何人強迫小學校用古文字的經典教學，就是違背國家法令，破壞教育統一，這是政府應該明令禁止的。何況今日的小學教員自己本來就沒有受過讀經的教育，如何能教兒童讀經？”在他看來，如今兒童們已經沒有過多的精力去學習與現代生活無關的東西。他在反對中小學盲目讀經的同時，又對讀經抱有一定程度的肯定，如果有某些學生酷愛經傳，那麼可以培養他們向這方麵發展。可見，胡適對讀經的理解還是比較全麵的。
需要指出的是，胡適在堅持反對中小學讀經的大前提下，認為中小學可以選取那些經過專家解讀，並且具備完善的今義的文字進行閱讀和學習。這跟那些刻意反對白話文、尊孔讀經的頑固派相比，無疑要進步很多。胡適認為，那些堅持尊孔讀經的學者，都將成為曆史的拋棄者。當時有一些學者倡言：“讀經決非惡事，似毋庸諱言。時至今日，使各省當局如何健、陳濟棠輩之主張尊孔讀經，可謂豪傑之士矣！”胡適對此進行了批判。他認為，這是守舊派“困獸猶鬥”式的掙紮，無論如何，他們都將麵臨失敗。因為在胡適看來，白話文才是當今的大勢所趨。
柒
胡適為什麼要倡導獨立的女性教育觀？
封建社會，女子必須遵從“三從四德”的禮教。在這樣的重壓下，她們根本就沒有地位可言，因此就更不用說人格和教育了。近代以來，女子解放和女子教育問題才逐漸受到重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