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節）西方藝術教育的不同形態
藝術教育是個古老的話題。很久以來，人們就懂得通過藝術審美來引導人的精神。中國古代先哲特別重視藝術的教育作用。孔子認為，詩能產生“興、觀、群、9”的心理效果；仁人君子要“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中國古代專門論述音樂問題的著作《樂記》指出，音樂“可以善民心，其感人深，其移風易俗”。在西方，人們從古希臘時期就開始重視藝術的認知作用，也充分認識到了藝術對人的感情影響及教育功能。在西方藝術教育史上，按照目的的不同，存在著不同形態的藝術教育。
一、作為道德教育工具的藝術教育
道德是倫理學中的概念，以善惡價值為主題。人具有了道德意識，才能對人與人、人與社會之間利益的益損、利害、好壞等基本價值取向做出判斷和認識，才能自覺遵守所在社會的道德規範。不同時代的倫理學家對“什麼是善”、“什麼是惡”做出了不同的回答，並在努力尋求培養人們道德情感、道德心理與道德觀念的方法和手段。在很長一段曆史時期內，藝術被視為道德的寓意畫，成為了道德教育的主要工具之一。
古希臘時期，柏拉圖對藝術並無好感。首先，藝術作為認識方式，是對感官世界的模仿，而感官世界又是對事物真正本質的模仿，因此藝術是影子的影子，與真理隔了兩層。其次，藝術逢迎人的情欲，培育人性中低劣的那一部分，會刺激起觀眾的不良情緒，具有潛在的危害性。
然而，柏拉圖又認定，在城邦守衛者所必須接受的教育中，藝術是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他說：“音樂教育比起其它教育都重要得多，是不是因為這些理由？頭一層，節奏與樂調有最強烈的力量浸入心靈的最深處，如果教育的方式合適，它們就拿美來浸潤心靈，使它也就因而美化；如果沒有這種合格的教育，心靈就因而醜化。其次，受過這種良好的音樂教育的人可以很敏捷地看出一切藝術作品和自然界事物的醜陋，很正確地加以厭惡；但是一看到美的東西，他就會讚賞它們，很快地把它們吸收到心靈裏，作為滋養，因此自己性格也變成‘崇高優美’。”他還指出，兒童在年幼時所形成的印象是容易持久不滅的，因此應盡力讓兒童接觸優秀健康的藝術以作為道德教育的開始。柏拉圖以是否符合城邦利益作為善惡的標準，並將善作為美的基礎，這樣，藝術就成了道德教育的工具。
亞裏士多德的真理觀與柏拉圖不同。他認為不存在獨立的形式世界，自然中的所有事物都包含著普遍性。在此基礎上，亞裏士多德駁斥了柏拉圖藝術與真理相隔兩層的關係說。他認為，藝術能夠通過描述經驗的普遍性而再現真實。他還以悲劇淨化說來反對柏拉圖的藝術危害論。在他看來，人們通過觀看戲劇宣泄了內在的強烈情緒，產生了放鬆愉的感覺。這種感覺有益於人的身心健康，使人在受到藝術感染的同時也提高了道德水平，從而有益於維護城邦的秩序。由此看出，亞裏士多德同柏拉圖一樣，也重視藝術的功效問題。他在《修辭學》中的一句話更能說明其思想：“美是一種善，其所以引起快感，正因為它善。”在亞裏士多德那裏，藝術教育的最終目的還是道德的培養。
賀拉斯提出了“寓教於樂”的思想，十分推崇藝術的道德教化作用。他在《詩藝》中說：“詩人的8望應該是給人益處和樂趣，他寫的東西應該給人以快感，同時對生活有幫助……寓教於樂，既勸諭讀者，又使他喜愛，才能符合眾望。”也就是說，藝術要給人以美的享受，但進步、有益的思想內容是帶來這種享受的中心要素。“寓教於樂”即是要求藝術的審美作用和教育作用達到有機的統一。
即使在西方現代文藝理論的發展過程中，也依然有人堅持柏拉圖關於藝術教育價值的思想。列夫·托爾斯泰反對一切為藝術而藝術的觀點，認為藝術不僅要描寫，要表現，更要有明確的道德與宗教目的。
藝術品的好與壞要以道德與宗教的標準來評定。他把藝術看做是“人類向前進到完善的手段”；藝術的使命就在於令“善良的、為求取人類幸福所必需的感情，代替了低級的、較不善良的、對求取人類幸福較不需要的感情”。能完成這個使命的藝術就是好的藝術，反之，就是壞的藝術。那麼，對種種感情善良與否的評價又是怎樣得出的呢？托爾斯泰認為評價的根據是每一時代的宗教意識。他所指的宗教並非是宗教崇拜，而是指各個時代對“生活意義的崇高理解”。這種宗教意識是人類進步所“必需的指南”。究其根底，托爾斯泰眼裏的宗教更像是全人類需要遵守的一種最高意義上的道德標準。他指出現代社會的宗教意識是全人類如兄弟般團結友愛，和諧共處。現代藝術隻有表達出體現這一宗教意識的感情，才能成為真正優秀的藝術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