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三曹”與“建安七子”
曹操曹操（公元155—220年），字孟德，一名吉利，小字阿瞞，沛國譙（今安徽亳縣）人。祖父曹騰為宦官，父曹嵩，本夏侯氏子，為曹騰攜養的螟蛉子，靈帝時至大司農。操少即機警有權術，名士許子將稱他為“治世之能臣，亂世之奸雄”，操亦以此自許。操之政治生涯中有三件大事，一是建安元年（公元196年）迎獻帝至許昌，達到“挾天子以令諸侯”，建立起政治上的有利地位；二是建安五年（公元200年）之官渡之戰，擊敗袁紹，奠定統一北方的基礎；三是建安十三年（公元208年）的赤壁之戰，這是他生平之最大挫折，終成三國鼎立的局麵。建安十八年（公元213年）封魏公，三年後號魏王，但始終未肯稱帝：“若天命在吾，吾為周文王矣。”明確表示由兒子完成改朝換代的步驟。曹操在政治上打擊豪強，“唯才是舉”。其求賢曾公開尋求“有盜嫂受金而未遇無知”（魏無知曾向劉邦舉薦陳平）、“不仁不孝而有治國用兵之術”的賢者；強調法令（如他自己有馬驚踐麥、割發代首之事）。曹操之被貶，一是曹魏國祚短促，文、明二世不過二十餘年；二是曹魏在北方，後世幾次出現南北對峙，漢族正統文化均在南方，故易成影射對象。曹操作為傑出的政治家、軍事家，同時他又注意網羅人才，並且他本人又是詩人、散文家，在其身邊就很自然地形成了一個文學集團，並形成了與他本人的文學風格與審美追求相一致的所謂“建安風骨”。元稹評他是“鞍馬間為文，往往橫槊賦詩”（《杜君墓係銘》），可謂其形象寫照。曹操的散文富於創造性，被稱為是“改造文章的祖師”。他常用簡潔的文筆自由抒發，極富個性。如《讓縣自明本誌令》：“設使國家無有孤，不知當幾人稱帝，幾人稱王”。於直率中兼有霸氣，極具曹操之個性，非他人所能道者。他說自己的初衷不過是封侯，不過是作個征西將軍。死後能夠刻上“漢故征西將軍曹侯之墓”，現在當了丞相，“意望已過矣”，說自己並無“不遜之誌”，但不能放棄兵權、實權。為“分損謗議”，願將所封四縣讓了三縣。文章寫得推心置腹，娓娓動聽，具有說服力。曹操之詩，當時評價不高，如其後的鍾嶸受當時推崇華美風尚的影響，評曹詩為下品。
唐宋之後，隨著風氣之變化，逐漸受到重視，著名者如敖陶孫評：“魏武帝如幽燕老將，氣韻沉雄。”（《詩評》）其次，與質樸文風相關，他的詩亦很真實地反映了時代，如明人鍾惺《古詩歸》評其《蒿裏行》、《薤露》為“漢末實錄，真詩史也”，可謂開杜甫“詩史”精神之先河。再次，曹操的詩作大部是樂府歌辭，“及造新詩，被之管弦，皆成樂章”（《魏誌武帝紀，注引〈魏書〉》），以舊題寫時事，被稱為“擬樂府詩”傳統的開創者。最後，曹操之詩以四言聞世。四言詩自《詩經》始創以來，經過漢樂府、古詩十九首的熔冶，已一變而為五言。從這個角度上說，有人稱他的詩是四言詩的結束者。就詩人藝術風格的角度而言，也可以看出兩種藝術的整合。譬如同為建安文學之代表的三曹之間，就有兩種藝術的分野。曹操的詩作，“本無泛語，根在性情，故其跌宕悲涼，獨臻超越。”（陳祚明《采菽堂詩選》）如《步出夏門行其一》：（東臨碣石，以觀滄海。水何澹澹，山島竦峙。樹木叢生，百草豐茂。秋風蕭瑟，洪波湧起。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漢燦爛，若出其裏。幸甚至哉，歌以詠誌。）此詩為我國第一首獨立的山水詩作。此前詩騷中亦多有景物描寫，但多為幕景作用，山水尚未具有獨立的審美意義，而此詩以山以大海為吟詠對象。其次，此詩氣勢磅礴，氣象非凡，“直寫其胸中眼中，一段籠蓋吞吐氣象”，大海正是他包舉宇內之雄心偉誌的對應物。（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漢燦爛，若出其裏。）巨大的海濤將一輪夕日吞沒，又將一輪明月推向天空的舞台；燦爛的銀河星漢，圍繞著夜空的新主人，在海波的起伏裏時隱時沒。場麵如此闊大恢弘，氣勢如此超卓不群，有並吞八荒之心，囊括四海之意。它是詩人胸襟氣概的表露，也是時代之藝術寫照。又如《短歌行其一》：（對酒當歌，人生幾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慨當以慷，憂思難忘。何以解憂唯有杜康。青青子衿，悠悠我心。但為君故，沉吟至今。呦呦鹿鳴，食野之蘋。我有嘉賓，鼓瑟吹笙。明明如月，何時可輟憂從中來，不可斷絕。越陌度阡，枉用相存。契闊談宴，心念舊恩。月明星稀，烏鵲南飛，繞樹三匝，何枝可依山不厭高，海不厭深，周公吐哺，天下歸心。）曹操多以舊調舊題來表現新內容，此詩題也是“漢舊歌”，屬相和歌辭。
全篇抒寫了年華易逝的感慨，表現出求賢若渴的精神和建功立業的雄心壯誌，對人生短暫的哀傷與對事業的追求，構成了全篇對立統一的兩個主題、兩個基本旋律。《短歌行》按音樂來分，原有“六解”（六個樂段），按詩意則可分為四節，正好八句一節。“對酒當歌”是產生“人生幾何”這一具有普遍意義的人生命題之典型環境，而“人生幾何”則是“對酒當歌”最易流露的心情，二者之間構成境與情的有機統一，遂成千古絕唱。“譬如朝露”的比喻，是繼《古詩十九首》“人生寄一世，奄忽若飆塵”，“朝露”更充滿了對人生命的禮讚、留戀和歎惋。以後，無數哲人墨客為之深思，如蘇軾的“人生如夢”等皆是。“慷慨”四句，再次歸結到“酒”，與首句作一小呼應，完成了第一樂章。前八句重在說愁，繼之八句則表現思賢若渴的心情，展示第二主題。“青青”八句，用《詩經子衿》原詩：“青青子衿，悠悠我心。縱我不往，子寧不嗣音”（你那青青的衣領嗬，深深縈回在我的心。雖然我不能去找你，你為什麼不主動給音信）原寫一女子對情人之思念，曹操引用，並說自己一直吟誦，用意深曲，意為：就算我沒有去找你們，你為什麼不可以主動來投奔我呢繼之四句，仍舊用典，引《鹿鳴》四句，描寫賓主歡宴的情景：鹿在呦呦地叫啊，呼朋引伴相聚而食郊野的艾蒿。我有滿座的嘉賓，就要鼓瑟吹笙，盡情歡鬧。以上八句兩個層次，都是引古說今，以詩言誌。第三部分是前兩個旋律的合一、複現，或說變奏，“明明如月”等前四句，是講“憂”，後四句賢才到來，呼應“我有嘉賓”的壯誌。“明明如月，何時可輟”，省略了主語或說是本體，這使評論家多費猜測。它既可是對生命時光的感慨（即：人生幾何），又可是求賢若渴，建功立業的胸懷（即後文之“天下歸心”）；“枉用相存”，意為“枉勞存問”。枉，屈駕。用，以。存，問候。契闊，聚散。賢人誌士穿田越野，枉駕來歸，久別重逢，談心宴飲，暢敘情誼，歡快奚似！第四層承第三層而來，“月明星稀”八句，承“明明如月”和“越陌度阡”的境界而來，從對方的角度來寫。
沈德潛《古詩源》：“月明星稀四句，喻客子無所依托”，句意為古語“良禽擇木而棲，賢士擇主而仕”。“山不厭高”四句，則從自己的角度作了回答，所謂：“泰山不讓細壤，故能成其高；江河不讓細流，故能成其深”是也。周公，西周武王弟，名旦，姬姓，因采邑在周，因稱。武王死，成王幼，周公攝政，曾鎮壓管叔等叛亂。周公治國：“一飯三吐哺，猶恐失天下之士。”詩人以周公自比，結束全詩。全詩之特色：首先是言誌與抒情相結合，言誌是基調，使之厚重、深沉，抒情使之具有藝術感染力。所謂“以情緯文，以文被質”（沈約《宋書謝靈運傳論》）；其次是悲、喜兩個基調相輔相成，“人生如夢”與“天下歸心”兩個主題交錯展現，就主體而言，前者為後者服務，再次是引用的使用，借他人之酒杯，抒自己慷慨之氣。曹操本人為大政治家，故其詩毫無作態，而有包舉宇宙之氣概。曹丕曹丕（公元187—226），字子桓，曹操次子，是建安文壇的領袖人物。
建安二十二年（公元217年）立為魏太子。二十五年（公元220年）代漢即帝位，就是魏文帝。曹丕之詩，則完全是文人之詩，情思婉約，意緒纏綿，完全是騷賦所呈現的唯美風貌。此外，他在詩體形式演進的曆程中，還有其獨特的曆史地位：五言詩到了他的時代，才開始擺脫樂府束縛，如他的《雜詩》；他的《燕歌行》是現存文人作品中最早的一首完整的七言詩，而且這首詩也最能代表他的藝術風格：（秋風蕭瑟天氣涼，草木搖落露為霜，群燕辭歸雁南翔。念君客遊思斷腸，慊慊思歸戀故鄉，君何淹留寄他方賤妾煢煢守空房，憂來思君不敢忘，不覺淚下沾衣裳。援琴鳴弦發清商，短歌微吟不能長。明月皎皎照我床，星漢西流夜未央。牽牛織女遙相望，爾獨何辜限河梁）詩人以細膩委婉的筆觸和明媚清麗的語言，敘寫了一位女子的深沉思念。首句用宋玉語意：“悲哉秋之為氣也！蕭瑟兮，草木搖落而變衰。”全篇亦多用《九辯》意：“燕翩翩其辭歸兮，蟬寂寞而無聲”；“悲憂窮戚兮獨處廓，有美一人兮心不繹”；“專思君兮不可化，君不知兮可奈何”等，可看出《九辯》對此詩意境、立意的影響。首三句以詠物起興，以鮮明的時節特征，渲染蕭殺悲涼的氣氛，透露主人公的內在感受，喚起一種歲月飛逝、美人遲暮的生命意識。接下三句承此意脈感發而出。“念君”二字，引領出夫君懷念故鄉的情景，女主人公明明是自己思念對方，卻寫對方思念自己，這樣寫首先折射出主人公的依賴感。惟其如此，她才會如此思念，至於丈夫是真的如此，也未必知道，但也隻有如此，她才會有精神的支柱。其次，這種寫法曲折委婉，後人李商隱：“何當共剪西窗燭，卻話巴山夜雨時”，當本於此。“君何淹留”的反問，角度轉向自我，透露了主人公深處的情感。此句既是對上數句的反詰，又引領出自己的景況。“賤妾”以下五句，接寫自己境況。“敢”字尤為精彩，不寫不“能”忘，而寫不“敢”忘，正道也她以“憂來思君”為精神支柱的婉曲心態。“援琴鳴弦”是一種排遣式的克製，清商，樂調名。吳淇評此兩句雲：“歌不能長者，為琴所限也……（清商）其節極短促，其音極纖微，長謳曼詠，不能逐焉，故雲。”（《六朝選詩定論》）此二句說由於心中哀傷，彈琴唱歌，不覺發出短促激越的聲音，很難彈唱舒緩平和的樂曲，一如鄧世昌之彈奏“十裏埋伏”，嶽飛之“弦斷有誰聽”。“明月皎皎”四句，寫出了時間的變化，暗示出主人公思念之久，所謂“不眠知夕永”是也。同時，景物之變幻，也引發主人公新的喟歎。“明月”句，從古詩“明月何皎皎，照我羅床帷”中化出；星漢，泛指眾星及天河；未央，指夜已深而未盡之時。小雅：“夜如何其，夜未央。”《離騷》：“及年歲之未晏兮，時亦猶其未央。”此句說，滿天星鬥與天河在流轉，時光飛逝，時不我與。與前文之秋景的描述共同揭示了時光、生命、愛情的主題。即屈原所說：“汨餘若將不及兮，恐年歲之不我與，……日月忽其不淹兮，春與秋其代序。”結句以“牽牛織女”的故事反詰，既合於眼前之景，又合於心中之情，說牛女有什麼罪過，為什麼被阻隔在銀河南北，不能相會將一腔綿綿思情，化入無垠宇宙，以此結篇，情入杳渺，境入空蒙。其餘味可謂無窮。沈德潛評曰：“子桓詩有文士氣，一變乃父悲壯之習矣。要其便娟婉約，能移人情。”（《古詩源》）極是。曹植曹植（公元192—232年），字子建。曹操第三子，建安時代最傑出的詩人。從小跟著其父在軍旅中長大，天資聰敏，很受寵愛，幾乎被立為太子。曹丕即位後，他受到嚴酷的壓迫，一再貶爵徙封。41歲因病去世。
曹植的詩歌現存90多首，絕大部分是五言詩。風格清新壯健，語言自然流利，內容主要表現執著地追求政治理想和個人抱負的實現，後期則更多表現其反抗迫害和慷慨不平的思想感情。清人丁晏編有《曹集詮評》。曹植一生以其兄丕稱帝為界，前期主要的生活是宴飲遊樂、吟詩作賦的公子生活。總的來說，深得父愛。與兄爭太子地位達10年之久。丕、植相較，乃政治家與詩人之別。植雖才高，卻因“任性而不行，不自雕勵，飲酒不節”（《魏誌》），故操雖在少子曹衝死後頗為屬意於他，卻屢屢失去機會，特別是一次留守鄴城，酒醉後在帝王行典禮的“驅道”上縱情馳騁遊樂——越是得不到的事物，越渴望實現，這是人之常情，而詩人猶甚——使操甚為失望；而丕則反其道而行之，以“禦之以術，矯情自飾”（《魏誌陳王傳》）為策略，如每當曹操率軍出征時，植皆頌辭成文，出口成章，而丕則伏地痛哭。結果詩人終不是政治家的對手。在政治舞台上，從來沒有詩人的一席之地，從項羽之敗於劉邦，中國的曆史舞台，就是這樣地演出著。父王一死，曹丕即位，即開始了對弟植的迫害。首先是剪除他的政治羽翼。植的主要謀士楊修已先死，此時又殺掉丁儀、丁翼兄弟。丁儀曾有機會成為曹操的女婿，被曹丕說壞話給破壞了，故為丕之死敵。曹植無力保護，亦生兔死狐悲之感，遂寫《野田黃雀行》。在曹丕自立為帝後，曹植就一直處在不斷地貶爵受責之中。以至其詩文“頗有憂生之歎”。曹睿繼位後，雖有改善，亦終未見用。植知己之希望無複實現之可能，遂憂鬱而死。死前之封地為“陳”，諡號為“思”，故後世稱為“陳思王”。“思”之意，據《諡法》：“追悔前過，思。”死後仍被定為有過錯之人。曹植的《洛神賦》十分有名。洛神，傳為古帝宓（ú）羲氏之女宓妃，溺死於洛水而為洛水之神。舊說：曹植曾求婚甄逸女不遂，為曹丕所得。以後，甄後被讒死。此賦係感甄而作，初名《感甄賦》。（見《文選》李善注引《記》）可備一說。此賦或係假托洛神寄寓對君主的思慕，反映衷情不能相通的苦悶：（其形也，翩若驚鴻，婉若遊龍，……仿佛兮若輕雲之蔽月，飄兮若流風之回雪。農纖得衷，修短合度。肩若削成，腰如約素。延頸秀項，皓質呈露。餘情悅其淑美兮，心振蕩而不怡。無良媒以接歡兮，托微波而通辭。於是洛靈感焉，徙倚彷徨。神光離合，乍陰乍陽。竦輕軀以鶴立，若將飛而未翔。淩波微步，羅襪生塵。動無常則，若危若安。進止難期，若往若還。）曹植的詩歌成就，則可以說是二者得兼。詩至子建，一方麵逐步趨向華美，詩人開始注意辭藻、對仗和警句的安排，講究藝術形式美；另一方麵，又不自覺地保持著《詩經》、漢樂府那質樸的傳統，顯得自然、充實，富有生活氣息和真情實感。鍾嶸說他“骨氣奇高，詞彩華茂”，就是看到了他的詩作既具有雄健的筆力，又具有詞章華美的特點。
子建之詩，可稱是集詩、騷以來所能承接的一切成果，加以發揚光大。譬如：仰手接飛猱，俯身散馬蹄。（《白馬篇》）高樹多悲風，海水揚其波。（《野田黃雀行》）驚風飄白日，忽然歸西山。（《贈徐幹》）這一類的詩句，都已達到了相當高的藝術成就。他已經把辭賦華美的詞藻、排偶的氣勢和節奏的講求溶入到從《詩經》、漢樂府孕育出來的五言詩的藝術形式中，並保留了其自然天成的音韻，從而實現了兩種藝術的交融統一。前期可以《白馬篇》為代表，塑造了一個愛國壯士的形象：（白馬飾金羈，連翩西地馳。借問誰家子，幽並遊俠兒。少小去鄉邑，揚聲沙漠垂。……控弦破左的，右發摧月支。仰手接飛猱，俯身散馬蹄。……捐驅赴國難，視死忽如歸。）“左的”、“月支”皆箭靶的名稱，“馬蹄”亦多釋為箭靶子的名稱，但《辭海》、《辭源》皆未收此詞，不知所釋之出處。“仰”“俯”、“接”、“散”正成相反之動詞，故極具動感，如電影武打戲之鏡頭，令人有欲縱馬馳騁之感。曹植詩歌的藝術成就主要在於後期，試看其代表作之一《七哀》詩：（明月照高樓，流光正徘徊。上有愁思婦，悲歎有餘哀。借問歎者誰雲是宕子妻。君行逾十年，孤妾常獨棲。君若清路塵，妾若濁水泥。浮沉各異勢，會合何時諧願為西南風，長逝入君懷。君懷良不開，賤妾當何依）宋人劉克莊曾評曹植的《贈白馬王彪》“憂傷慷慨，有不可勝言之悲”（《後村先生大全集》），實際上，子建後期的詩作，大多具有這種特點，隻不過由於環境的不斷惡化，使他不得不時時收斂筆鋒，化慷慨為委曲，變直言作象征，從而形成曹植詩歌具有獨特特色的象征藝術。譬如詩人在《美女篇》中以“盛年處房室，中夜起長歎”的美女形象象征自己有誌不獲騁的鬱悶心情；在《雜詩》中借南國佳人“俯仰歲將暮，榮耀難久恃”的哀歎發泄詩人的憤悶不平之氣，都屬此類；而《七哀》詩更是子建象征藝術的力作。《七哀》詩，《文選》列於哀傷詩類，不入樂府，用此題名篇的作品，內容亦不盡相同，餘冠英先生認為可能與音樂有關，是“七解”。《樂府詩集》題此篇作《怨歌行》。
《七哀》詩寫的是一個思婦形象，然而，這一形象又是詩人自我的象征。詩人將這兩個似乎毫無關聯的事物融為一體，既寫實，又象征，結合得自然具體，天衣無縫；而讀者讀此詩時，一方麵會感受到一位感人至深的“思婦”形象的存在，也隻有體味那思婦形象的象征內涵，才會感到和體味出那無言痛苦的深沉。此詩全篇象征托喻，尤以起句、結句精彩。起句“明月照高樓，流光正徘徊”，用李陵詩“明月照高樓，想見餘光輝”的句式，但兩相比較，曹子建此二句顯然超越前人甚遠，李詩質直而少味，而曹詩卻可說是“物外傳心，空中造色。”（王夫之語）詩人用“徘徊”二字，使無情無感的明月流光，也染上了幾多愁思，從而為全詩，特別是為主人公“思婦”的出場渲染出了濃鬱的惆悵氣氛。美好、皎潔的月光在詩人筆下為什麼是“徘徊”惆悵的呢原來，這月光是“愁思婦”眼中的月光，高樓上的這位“思婦”一定是在此徘徊很久了。明月的圓缺，更勾起了這位婦女對親人的思念，而月光的徜徉徘徊，也正是思婦徹夜不眠、內心哀思縈的見證。從詩人的下筆行文看，文氣十分順暢：由“徘徊”的月光托出高樓上的“愁思婦”，然後用一“借問”以引出思婦的身份：“雲是宕子妻”。“宕”同“蕩”，“蕩子”猶言“遊子”。由“遊子”很自然引出“君行逾十年，孤妾常獨棲”的哀歎等。全詩由“雲”字之後，都是思婦之語，也是詩人對思婦痛苦內心世界的深刻揭示。詩人沒有作簡單平板的敘述，而是接連用喻，妙筆生花；君如路之清塵，而自己如同是水中之濁泥，清塵飛揚而濁泥下沉，會麵的願望何時能夠得以實現呢“諧”，順，順心如願之意。這無疑是痛苦的呼喊，無望的哀歎。然而，思婦之心（也是詩人之心）不肯承認這現實，她（他）要奮羽高翔，追求那理想的實現：“願為西南風，長逝入君懷。”思婦沒有幻想自己化為一隻飛鳥，是因為鳥兒是有形的，難以從“獵人”的箭下逃脫吧！她幻想自己化為了無影無形的“西南風”，飄飄然消逝在夫君那溫暖的懷抱。子建如在此處止筆，全詩就是一個喜劇般的結局了——雖然是幻想的幸福。然而，曹子建的生活使他不可能相信這幻想，詩人宕下一筆，發出了最絕望的哀鳴：“君懷良不開，賤妾當何依”讀之，真足以使人潸然淚下。這其中的滋味，也真讓讀者回味不已，如宋人呂本中所評：“思深遠而有餘意，言有盡而意無窮也。”（《童蒙詩訓》）這也正是象征藝術的妙處所在吧！建安七子建安七子，是建安時期七位文學家之並稱。“七子”之稱出於《典論論文》：（今之文人，魯國孔融文舉，廣陵陳琳也璋，山陽王粲仲宣，北海徐幹偉長，陳留阮元瑜，汝南應易德璉，東平劉楨公幹。斯七子者，於學無所遺，於辭無所假。）七子中，以王粲成就為高。王仲宣能遊於曹氏兄弟之間，《世說新語傷逝》說：（王仲宣好驢鳴，既葬，文帝臨其喪，顧與同遊曰：“王好驢鳴，可各作一聲以送之。”赴客皆一作驢鳴。）王粲代表作為《七哀詩》：“出門無所見，白骨蔽平原”，“南登霸陵岸，回首望長安。”為其中名句。《登樓賦》為其賦中名篇，顯示了抒情小賦的成熟。陳琳的《飲馬長城窟行》，借秦代築長城事，揭露徭役之繁重：“生男慎莫舉，生女哺用脯。君獨不見長城下，死人骸骨相撐拄！”寫役夫勸妻子改嫁而妻子願死相守的對話，都很感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