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清初詩人
清代詩歌的成就，超出於元明二代而上接魏晉、唐宋，成為中國詩歌發展史上一個重要階段。清代的詩人很多，詩風也極其多樣化，出現了各種詩歌流派，而唐詩、宋詩之爭一直繼續到清朝的結束。在清初的詩壇上，錢謙益、吳偉業和龔鼎孳最有名，被稱為“江左三大家”。他們三人都是明末的風流名土，過著挾妓縱酒的生活；明朝滅亡後，都投降清朝；又都在士人中享有很高的威望；在詩歌好尚方麵也比較接近，都喜歡唐詩，不滿宋詩和前代的複古模擬之風。錢謙益字受之，號牧齋，是年輩最長的清初詩人。他在明末就已名氣很大，幾十年間一直是文壇的領袖。他在明代寫的詩收入《初學集》，入清以後的編為《有學集》、《投筆集》、《苦海集》籌。錢謙益感慨興亡的詩寫得較好，如他寫過不少詠唱秦淮風流盛衰的絕句，情思深長，婉麗動人，表現出很高的語言技巧。“江左三大家”中，吳偉業的詩成就最高。他字駿公，號梅村，明亡後迫於清朝的壓力，做了國子監祭酒，不久辭職歸家。在明末清初的社會大動蕩中，他寫了許多反映時代巨變的詩篇，其中最能代表他藝術風格與成就的是七言歌行，代表作有《圓圓曲》、《琵琶行》、《聽女道士卞玉京彈琴歌》、《臨淮老妓行》、《楚兩生行》等。這些詩通過敘寫重要的題材，反映了時代的急劇變化。他最負盛名的傑作是《圓圓曲》。這首敘事長詩寫當時著名的歌妓陳圓圓與吳三桂的聚散離合，反映了明清之際的風雲變幻。詩人對於陳圓圓的命運是同情的，同時諷刺了吳三桂的賣國行為，不能不說是寓意深刻的佳作，並不是像有些人說的隻是描寫吳三桂和陳圓圓的風流韻事。《圓圓曲》揮灑淋漓，大開大合，跌宕流動，沉著痛快，極有藝術魅力。吳偉業的七言歌行很像白居易的長篇歌詩，又吸取了初唐四傑在用事造語及格律方麵的特點，形成了文詞清麗、音韻和諧，含蓄婉轉的藝術特色。清初詩壇上比較有影響的詩人還有施閏章和宋琬，被人稱為“南施北宋”。
施閏章目睹清初大亂之後人民的痛苦生活，寫了《湖西行》、《臨江憫旱》、《上留田行》等詩，較有社會意義。最能體現他的詩歌風格特征的是五言詩，尤其是五律。如《尋紫陽山遇雨》：沿溪路不盡，忽接溪上山。溪山相與綠，黃鳥時關關。《過湖北山家》：路回臨石岸，樹老出牆根。野水合諸澗，桃花成一村。呼雞過籬柵，行酒盡孫兒。老矣吾將隱，前峰恰對門。寫景高雅素淡，接近於唐代的王維與韋應物。宋琬曾被人誣告下獄，關了三年，獲釋後在家閑居多年。因為有這樣一段不幸的經曆，所以他寫個人失意和愁苦的詩比較多。如他《渡黃河》說：（“倒瀉銀河事有無掀天濁浪隻須臾。人間更有風濤險，翻說黃河是畏途。”）借詠黃河感慨人生道路的險惡。宋琬擅長七言詩，風格雄健磊落，與施閏章的溫柔敦厚不同。清初詩壇上，還有一批堅持民族氣節，拒不做清朝官的遺民詩人，他們的詩或抒故國之思，或寫民生疾苦，慷慨悲涼，具有豐富的曆史內容。其中以顧炎武、吳嘉紀和屈大均的成就較高。顧炎武的詩留存四百多首，大部分是五言詩，多寫明清之際的興亡大事，吊古傷今，沉鬱悲壯，風格接近於杜甫。吳嘉紀是個非常貧苦的詩人，對於下層的勞苦百姓的生活有真切的體會，因此他的詩從各個方麵反映了人民的悲慘命運。吳嘉紀是清代傑出的詩人，他的詩有充實的社會內容、繼承了樂府歌辭和杜甫、白居易詩歌的優良傳統，多用質樸的語言，白描的手法，在當時的詩壇上獨具一格。屈大均曾參加抗清鬥爭，明亡後曾削發為僧。他常常通過歌頌曆史上的英雄人物——諸如屈原、魯仲連、荊軻、陳勝、諸葛亮、文天祥等，寄托他的民族意識和愛國思想。
二、康熙、雍正年間的詩人
康熙年間，清朝的政權已經穩固了。一些新起的詩人，民族情緒漸漸淡薄了。抒寫故國之思是前輩詩人的事情，反映民生疾苦也引不起他們的興趣，他們大多注重形式技巧，喜立派別門戶，互相標榜，熱衷於宗唐宗宋的爭論。康熙年間最著名的詩人是王士禎。他的詩歌理論曾一度宗宋，但後來以為宋詩的流弊很多，隻有尊唐才能走上詩歌的正道。但是他的尊唐不是尊杜甫和白居易，而是尊王維、孟浩然、韋應物和柳宗元等清淡的一派。他論詩以神韻為宗，把“不著一字，盡得風流”作為詩的最高境界。為了宣揚他的神韻說，他編選唐人的律絕為《神韻集》（已佚），後來又編選了《唐賢三昧集》，以王維、孟浩然的作品為主。王士禎的詩最能體現神韻說的，是那些描寫山水景物和表現個人情感的絕句。例如《江上》：（“蕭條秋雨夕，蒼茫楚江晦。時見一舟行蒙水雲外。”）他很自我欣賞這首詩，說隻有知道味外之味的人才能理解它的妙處。再如《青山》：（晨雨過青山，漠漠寒煙織。不見秣陵城，坐愛秋江色。”）這些小詩確實有王維、孟浩然詩歌的風格和意境。王士禎在康熙年間名聲之高無與倫比，原因是當時喜歡談論宋詩，末流變為空疏和語句的不流暢，神韻說一出來，使大家有耳目一新之感。此外，神韻說推崇的是清遠平淡的境界，正適合那些已喪失抗爭性的士大夫的口味。王士禎的神韻說雖然當時風行天下，成為詩壇的盟主，其實用他的詩歌創作成就來衡量，是名不符實的。因此後來的袁枚批評他的詩“主修飾，不主性情”，還說“一代正宗才力薄，望溪文集阮亭詩”，以為王士禎和散文家方苞，雖為一代宗匠，但才力不夠。王士禎的神韻說雖被許多人宣揚鼓吹，但反對者也不乏其人。其中最著名是趙執信，著《談龍錄》，對神韻說大表不滿。王士禎把詩比作神龍，見首不見尾，隻露一麟半爪而已。趙執信以為這種說法過於玄虛縹緲。王信奉唐代司空圖的《詩品》，將所謂“不著一字，盡得風流”作為詩的至高境界，而趙認為詩的風格多樣，豈能限於一品王隻推許王維、孟浩然一派，而趙以為唐詩的內容很寬廣，王是“詩中無人”。趙執信的這些意見顯然很有道理。他寫的詩比較有現實內容，《吳民多》、《兩使君》、《大堤歎》、《刈麥二十韻》等詩，有的寫人民對於貪官汙吏的反抗，有的揭露地方官吏的暴行。他的律詩和絕句，如《出都》、《暮秋吟望》、《山行雜詩》、《張曲江祠》一類寫景抒情的作品，清新峭拔，筆力遒勁。與王士禎同時的著名詩人有朱彝尊，當時有“南朱北王”之稱。他是個著名的學者，也是個著名的詞人和詩人。他早期崇尚唐詩，尤其不滿南宋詩，甚至說讀陸遊的《劍南集》，也覺得討厭。他的詩是學者型的，重詞藻，務求典雅，並且喜歡用冷僻的典故和押險韻。他的抒發個人窮困不平和登臨吊古的作品寫得比較好，其中《永嘉雜詠二十首》是為人稱道的寫景佳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