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戰國時期的音樂。
一、“禮崩樂壞”與“文化下移”
春秋時期是我國奴隸社會向封建社會轉變的時期，王室衰微，大國爭霸，政權下移，導致“禮崩樂壞”。首先是舊有的音樂等級製度失去約束力，各地諸侯和新興地主階級紛紛“僭於禮樂”。例如：季氏是魯國當政的三卿（即所謂的三桓）之最強者，是新興地主階級勢力的代表人物。季氏竟然無視用樂製度，在自家庭院跳起天子級的八佾舞。孔子極其憤怒卻又無法製止，隻能口頭譴責：“八佾舞於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論語八佾》）又據《左傳昭公二十五年》載，因季氏將許多舞者弄到自己家去，致使王室要諦祭魯襄公時，隻剩下兩個舞者。還有，三家祭祀祖先時，也竟敢唱起天子使用的歌曲《雍》來撤除祭品。這類例子各國皆有，不勝枚舉。另一方麵，由於時代動蕩，王室百官流散到諸侯國及各國間樂工的流動，王室和諸侯國的音樂文化也向外向下播散。如公元前520年王子朝爭奪周王之位，後失敗即“奉周之典籍以奔楚”，促進了楚國文化發展。又如春秋末魯國樂師四散，“太師摯適齊，亞飯幹適楚，三飯繚適蔡，四飯缺適秦，鼓方叔入於河，播鞀武入於漢，少師陽、擊磬襄入於海”。（《論語微子》）這種流動一方麵破壞了等級樂舞製，另一方麵大大促進樂舞交流。當時有很多小國和弱國，音樂文化也有了驚人的成就。再一方麵，又有各種世俗的“新樂”興起，日漸隆盛，不僅在民間流行，還越來越得到統治階級中人的青睞，使崩壞中的雅樂受到極大的衝擊。例如：《國語晉語八》載晉平公“悅新聲”，受到師曠（晉主樂太師，名子野）的勸阻。又如孔子曾忿忿不平地表示“惡鄭聲之亂雅樂也”。（《論語陽貨》）“鄭衛之音”實際是一種繼承了商音樂傳統又生動活潑的民間音樂，漸又成為各種民間流行音樂的統稱，它們被後來的雅樂推崇者視為洪水猛獸和“亡國之音”，正好說明它們具有很強的感染力和生命力。
二、春秋時期的樂器
文獻記載春秋時期出現琴等新樂器。考古發現的春秋樂器種類也有增加，如鉦、（排簫）、瑟及南方民族的銅鼓等，而原有的樂器、甬鍾、鈕鍾也有發展。甬鍾在春秋時期進入繁盛期，除中原固有的周式外，出現以楚國為代表的楚式和長江中遊及五嶺百越民族的越式。於是一種軍用樂器，形狀比較特殊，大體似倒懸的桶。我國南方民族長時期流行的樂器銅鼓（與商代銅鼓不同），具有通訊及權勢財富象征等種種社會功能。雲南楚雄大海波及萬家壩等地出土的銅鼓，通體少紋飾，是最早（春秋早期）的型式。笙是我國特有的能吹奏和聲的管樂器，湖北當陽曹家港春秋晚期墓出土的葫蘆鬥楚笙，十六管，是目前已知最早的笙。同墓出土兩具瑟，也是目前考古發現最早的。從文獻記載看，春秋時期已經出現許多弦樂器演奏名家，如鼓瑟的瓠巴，鼓琴的伯牙等。
三、孔子與音樂
孔子（前511年—前479年）是我國古代偉大的思想家、教育家，也是一位傑出的音樂家。孔子名丘，字仲尼，魯國曲阜人。他好學不倦，掌握多種音樂技藝。他善唱歌，“與人歌而善，必使反之，然後和之”；會擊磬，曾“擊磬於衛”；又曾學琴於師襄子，一絲不苟，一再表示“未得其數”、“未得其誌”、“未得其人”，使師襄子大為歎服。在齊聞《韶》樂，“學之，三月不知肉味”。（《史記孔子世家》）他還懂作曲，曾對魯大師大談作曲之道，並屢屢作歌，臨終前七日仍在作歌。他還在趙簡子殺賢大夫後作琴曲《陬取》。他曾“正樂”，經他整理，《詩經》音樂才“雅頌各得其所”。他強調音樂在教育中的作用，指出“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論語泰伯》）認為音樂是人修養的最後完成階段。他“以詩書禮樂教，弟子蓋三千焉，身通六藝者七十有二人”。孔子是儒家的創始人，他的音樂理論在曆史上有深遠的影響。孔子主張藝術要“文質彬彬”“盡善盡美”，“盡善”是指思想或內容而言，“盡美”是指藝術性或形式而言。音樂美在於“思無邪”，“樂而不淫、哀而不傷”，也就是內容和形式的“中庸”。他的美和善，是以“禮”和“仁”為標準的，因此，他提倡雅樂、古樂，反對鄭聲和“新樂”，強調音樂的社會功用，指出“移風易俗，莫善於樂”，而將禮樂歸入“政之大節”。他的這些思想幾千年來一直被儒家推崇和遵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