魚，是我們膠東一帶常見的水產品。小時候，每年歲末，村裏都會拉回些雜毛魚，分給各家各戶。我們家人多，也隻能分到五六斤。母親這時就會把大一點的揀出來，留作正月侍候客人。能吃到嘴裏的，全是小雜魚。既是這樣，也美得不行，總算聞到了魚腥，嚐到了魚味。
要想吃到好魚，隻好去親戚家解饞了。一次，我上大舅家，剛動手夾魚吃，就被二哥打掉了筷子，說我不懂事。大舅樂嗬嗬地說：“不要緊，這魚是真的，吃吧”。回家的路上，我不解地質問二哥，為啥打掉我的筷子。二哥接著給我講了一個故事：過去，這十裏八村有戶人家很窮，過年沒錢買魚，就用木頭刻了兩條黃花魚，沾麵過油，跟真的一樣。每次來客，準上這盤魚，連上了幾年。後來，正是親戚家的一個孩子嘴饞，趁大人不注意，拿筷子掀開了木頭魚上的魚皮，才漏了陷。結果，那孩子被其父母結結實實地狠揍了一頓。從此，咱這地方有個規矩，隻要端上魚，主人不把魚吃進嘴裏，客人就不能拿筷子夾魚。聽了二哥的話，我再不敢言語了。
大約在1970年左右，渤海灣扒皮狼魚大豐收，每網就能拖上萬數斤。當時漁民賣不掉，吃不完，就推到坑裏漚糞。誰給一兩塊錢，這種魚不用過秤，帶走多少都行。那時，我家有輛自行車，父親聽到這一消息，就約上隊裏一個有自行車的人，同去買魚，結果買回一大筐扒皮狼，全家人連吃了幾天。接著，又去了兩次，買回來的扒皮狼暫時吃不了，母親就把它蒸熟曬幹。那曬幹的魚肉更為鮮美，使我和哥哥姐姐這些“饞貓兒”大飽了口福。
但是，好景不長，父親再去買魚，往往空手而歸，買魚越來越難了。上世紀70年代中期，我在福山一中學習，周末回家時，總要到水產門市部去看看，希望買點魚，每次都是高興而去，敗興而歸。接下來，我也到煙台北大街的魚市場去過幾次，等排上隊要買魚時，人家伸手一要魚票，我就傻眼了，幹急白瞪眼，心裏就象打翻了的五味瓶，什麼滋味都有：既嫌自己生在農村，又羨慕煙台市民;既怨恨自己沒本事，又憤恨人分三六九等、世道不公。那幾年，我非常沮喪，無論大魚、小魚，連個魚毛也沒買回家。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後，市區取消了憑票買魚製度，市場上的魚逐漸多了。不久，人們也挑口吃了，講究起春吃青魚鮐魚、秋吃鮁魚刀魚、冬吃片口了。1985年，我調入區政府辦公室，為分管水產的副區長配套服務，知道了許多吃魚的學問。那時，一到汛期，特別是下大雨的時候，我就會跟隨區長、副區長到門樓水庫管理局了解雨情，指揮防汛。中午就餐，吃的全是淡水魚。做好的魚端上桌後，就見水利局及水庫管理局的同誌發揚高鳳格，專揀魚頭吃。我好心勸道：“你們別客氣，也吃點魚肉吧”。他們笑著說：“你錯了，會吃淡水魚的吃魚頭，不會吃的才吃魚肉哪”。跟著區領導到八角水產養殖場檢查指導工作，又遇見怪事：水產局及養殖場的人放著海參、對蝦不吃，卻去吃那巴鮹；對片口、黃花魚等不屑一顧，卻專愛吃那醜陋不堪的扒皮狼、鮟鱇魚。詢問方知，他們愛吃的是這3種魚的內髒部分。
近幾年，隨著市區道路的不斷增多、拓寬、硬化和市場的多樣化，買魚吃更加方便了。在城區坐上車，一會兒就會到達煙台東口、西口和古現、八角、初旺海邊，買點鮮活的；驅車或騎上自行車趕往煙台開發區舒家水產批發市場，可以成車成噸成筐地買；若是步行到福山東關橋頭、新東花園、崇文街、西山路、河濱小區等菜市場和城鄉大集，均能買到新鮮的魚鱉蝦蟹和貝類；就是下雨壞天，也別發愁，走進區內的振華商場和8個家家悅超市，也能買到理想的水產品。
改革開放後，我們都趕上了好時光，生活在福堆裏，真是順梢吃甘蔗—一節更比一節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