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初年，順治帝帶走滿蒙子弟80多萬人入關，使得本來地多人少的東北更加人稀地廣。遼陽府尹張尚賢《盛京形勢奏疏》：“合河東河西之邊海以觀之，黃沙滿目，一望荒涼……荒城廢堡，敗瓦頹垣，沃野千裏，有土無人，全無可持……河東城堡雖多，皆成荒土，獨奉天、遼陽、海城三處，稍成府縣之規，而遼海兩處仍無城池，如蓋州、鳳凰城、金州，不過數百人，鐵嶺、撫順，惟有流徙之人，不能耕種，又無生聚……”。這些廣袤的土地，正是山東農民特別是膠東人夢寐以求的樂土。據統計，當時，東北諸省僅有幾萬人。隻有移民，方能發展經濟，消除內憂外患。
清代以前，東北人口主要是滿族、蒙古族等，其中滿族人口占多數。漢族因遭受努爾哈齊等人的殘酷屠殺，人口幾乎沒有。清代山東人闖關東大體可分為三個時期:
1644年至1667年，清廷頒布《遼東招民開墾條例》:“遼東招民開墾，有召至百名者，文授知縣，武授守備。六十名以上，文授州同、州判，武授千總。五十名以上者，文授縣丞、主簿，武授百總。召民數多者，每百名加一級。所招民月給糧一鬥，每晌地給種六升，每百人給牛二十隻。”這些優厚待遇，使得人多地少的山東貧困家庭看到了曙光。許多膠東人紛紛變賣家產、土地，攜兒帶女過山東、進河北、到山海關登記，領取錢財，去關東謀生。許多夢想升官發財的人，也使出渾身解數，搖動三寸不爛之舌，千方百計動員本鄉、本族民眾或親友前往關東，以謀求高官厚祿或肥缺。各方的積極主動性擰成一股繩，形成了清初山東移民高潮。《福山縣誌》載：境內移民東北者甚多”。
1668至1860年，康熙親政，認為關東是祖宗“龍興”之地，因而發布《遼東招民授官永著停止令》，對東北實行禁封政策。當時，沿山海關一帶遍植柳樹，中間用繩索相連，清兵嚴密看守，不許漢人出關。要過“柳條牆”，得有清政府發給的準入證。所以，到關東就得用“闖”字了。闖關東進去，除掉路上走死、累死、餓死的，很少有人因違令而掉頭。這跟清政府睜一眼閉一眼有關係。遇到災年，清政府怕激起民變，政策就明緊暗鬆。乾隆八年(1743) 、九年(1744)，山東大旱，饑民嘯聚，清廷行文密諭邊口官弁等，如有貧民出關者,不必阻攔。此時山東移民“擔擔提籃，扶老攜幼，或東出榆關，或東渡渤海，蜂湧蟻聚”。乾隆四十一年(1776)，各地移民東北達130多萬人。而這一時期膠東移民東北的多達六七十萬人，占有半壁江山。
1861至1911年，鴉片戰爭後，鹹豐十年(1860)正式開禁放墾。伴隨著關東地區的開放，加之山東人稠地窄、災害頻頻，百姓聞風而動，扶老攜幼，闖關東為生。福山、棲霞、牟平、文登、乳山、海陽、萊陽、即墨等膠東移民不再繞道山海關，而是直接從煙台、威海或蓬黃掖等縣碼頭登船，直奔關東。1911年，東北有1841萬人，其中1000萬人是移民，其中山東人約占80%。現今，在東北地區追問其祖籍，十有八九是山東人，而膠東籍又占絕大多數。
有種奇特現象往往被人忽視：過去膠東人闖關東未遂者居多。最具說服力的是福山城北勝利西村、勝利東村和煙台幸福十八村，僅勝利西村的姓氏就有上百個。他們當初自棲霞、海陽、萊陽、萊西、即墨等地攜兒帶女闖關東，行至煙台碼頭，因災害、因病魔、因做工、因投親、因租地、因打魚摸蝦、因耍手藝等，闖關東未遂，就此安家。當初的不毛之地，如今成了煙台市及開發區的繁華地段。原居民因拆遷住宅、廠房或占用果園、菜園、糧田等所獲補償費，或置換樓房等，如今幾乎都成了百萬、千萬富翁，甚至更多。留守的膠東人在親人闖關東的同時，又收留了闖關東未遂的膠東人。
翻閱《福山縣誌》，這一時期各姓氏宗譜、族譜，皆有去東北墾荒者。當時，若村裏青年人不去闖關東，即被鄉人視為沒出息。“闖關東”作為一種社會習俗而被廣泛接受，這不能不說是一種文化現象。關東是膠東人的第二故鄉，那裏有他們的兄弟姐妹。一旦生活發生困難，他們首先想到的便是“闖關東”，投親覓友，以求接濟。遺憾的是，各縣縣誌記錄不詳，難以統計出具體人數。我們可以想象當時的情景：通往關東的道上，夫擁獨輪車，婦坐其上，小兒啼哭，囡囡睡眠。老翁老媼拄杖，少男少女相依，踉蹌道上。丈夫罵其婦，老母喚其子女。晝同行，前後相望；夜共寢，風餐露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