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災難，荒年，饑饉——”額爾金伯爵曾經感歎地說：“我的名字可能會加在這個東方的苦難單子上。”他的預感果然實現了，添上了第四大災“燒園”。額爾金這個名字，因為毀滅圓明園，已經被永遠釘在中國曆史的恥辱柱上。
而在英國，持文化批判態度的知識分子，對這個名字所象征的殖民主義曆史，已經十分反感。一般民眾，多少也知道這個名字不名譽。其原因卻是另一個額爾金——七世額爾金伯爵。此人18世紀末任英國駐奧托曼帝國大使，當時土耳其統治希臘，額爾金為了“保護文物”，把雅典萬神殿的大理石象運到倫敦。所謂“額爾金大理石雕”(The Elgin Marbles)成為大英博物館一號珍藏品，也成為當今希臘政府與英國政府的一號爭執。其孫九世額爾金伯爵也為英帝國重要人物，20世紀初任英殖民大臣，“培養出”他的副部長丘吉爾這個大英帝國最後一個主持者。
我們說的額爾金伯爵，是在乃祖乃孫之間，八世額爾金伯爵，詹姆士·布魯斯(James Bruce, 8th Earl of Elgin)。此人雖然後來官達印度總督，但是一生做的最重大事務，卻是作為“全權使節”（Plenipotentiary)，主持對中國長達4年（1857－1860）的第二次鴉片戰爭。
這次戰爭，是一個複雜的軍事政治經濟三管齊下的侵略。因為不了解中國的政治運作，鴉片戰爭與《南京條約》實際上未能打開中國的門戶。20年中，列強對中國官員的裝聾作啞保持門關戶閉，已經無法忍受。而且，中國局勢正在大變：西方勢力不僅要在中國取得最大利益，而且要在清廷和太平天國之間決定支持何者。因此，這是一次極為複雜的政治征略。額爾金在書信中稱北京為“滿洲人首都”（The Manchu Capital)，西方在南京北京之間，尚未能定奪。
為此，英法在對俄國的克裏米亞戰爭之後，就籌劃對華再戰。1856年香港總督保林（Sir John Bowring)抓住一件可做文章的小事：一艘曾在香港登記的“艾羅”（Arrow）號船涉及走私，被廣州緝私水警登舟檢查並拘押華籍水手，據稱還降下了船上的英國國旗。一場外交風波，給了英國絕好的開戰借口。
次年秋天，額爾金到新加坡結集赴華遠征軍，恰好傳來印度大暴動消息，額爾金隻能帶部隊急赴加爾各答救火。對華戰事延後了半年。1857年12月，在與趕到香港美國俄國公使會商後，英法聯軍戰艦近40艘駛入珠江，28日淩晨起對廣州城防進行了一晝夜的疲勞轟擊，29日登陸作戰，幾乎沒有傷亡便占領廣州。兩廣總督葉名琛堅持“六不”（不戰不和不守不死不降不走），被抓到加爾各答瘐死圄中。
曆史上總把葉名琛說成是第一大庸臣，實際上當時局麵，封疆大臣隻能六不，無法一有。此後與額爾金打交道的，從鹹豐皇帝，到清廷第一個外交部長恭親王，到談判大員大學士桂良，到吏部尚書花沙納，到負責防護北京的僧格林沁，辦法多矣，無一有用。僧格林沁還像模像樣地打了一次勝仗，最後結果不比葉名琛強。
不是說額爾金韜略世界無敵，額爾金轉戰印度，中國，日本，武器上絕對優勢尚在次。他是個政客，是在進行政治活動。軍事失敗後，也就明白了政治對策才是有效辦法。
廣州戰後，1858年遠征軍繼續北上，5月向清廷發出最後通牒，要求同意各國使節駐京，增開商埠，為“肇事”賠款。清廷指望在白河口“觀戰”的美國俄國調停，5月20日英法聯軍進攻大沽口炮台，同樣用晝夜炮擊後登陸作戰，同樣以極少傷亡奪取京津門戶。6月26日清廷被迫與各國分別簽訂不平等條約，割讓給俄國的大片土地，最為莫名其妙，而損失最為長遠慘重。
額爾金的弟弟被任命為第一任駐華大使，處理《天津條約》的執行，額爾金本人遠征日本後，1859年回到英國，升官入閣。他的弟弟想用凱旋式進京，遭到嚴拒，6月25日，指揮艦隊再次重演衝擊大沽要塞，結果傷亡1000之眾，成為英帝國殖民史上少有的慘敗。
消息傳到英國，額爾金再次受任，到中國挽救局麵。這次結集2萬英法遠征軍，1860年春天出發北上，陸續占領舟山，大連，煙台，完成對渤海灣的封鎖。8月12日從不設防的北塘登陸，迅速占領軍糧城與塘沽，10天後再攻大沽要塞，僧格林沁棄守，清廷趕緊求和，額爾金卻刻意以苛刻條件拒和，進逼通州，八裏橋，直至京郊。此時清廷慌亂無計，鹹豐出逃，不久病死於熱和行宮。
1860年10月6日，到達北京西郊的法軍士兵首先搶劫圓明園，英國士兵馬上趕來哄搶。此番搶劫並非額爾金的命令，但是他並沒有嚴令阻止，此後西郊萬壽山、玉泉山、香山均遭搶劫。10天後，10月8日，守城的清軍殺死聯軍18名戰俘“以振軍威”，額爾金下令火燒已經搶殘的圓明園“以示懲罰”，大火延燒3日，濃煙籠罩北京，13日聯軍攻陷安定門，北京陷落，於是簽訂《北京條約》，允許內地傳教華工出國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