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管你承認與否，事實是，我們的文學正處於一個痛苦的蛻變期。也許我們麵臨著又一個如同五四那樣充滿青舂憧憬的文學時代：它期望在新舊交替中有一個切實的進步。從來也不曾有過如此強烈的對於曆史的冷峻的反思，也從來不曾有過如此熱烈的對於未來的祈願。如下的事實是公認的：當代的中國文學，業已取得了劃時代的成績，卻也遭受過空前的挫折。成績和挫折，它們形成了像拔河繩子兩端那樣逆方向的較量。因而，我們每一步前進都是艱難的。隻要看看近年來文學運動的事實便會清楚，新與舊，開放與封閉，繼承與革新，民族傳統與外來影響，使我們陷入了幾乎是沒完沒了的紛爭之中。大變革的時期，不可能不把這股變革的風刮到文學中來。處處鼓湧著這種失去平靜的氣氛。我們應該為之欣喜，因為這是文學充滿了活力的證明。
在爭論的眾多命題之中，始終響徹著一個帶有曆史意識的聲音，這便是對於多樣化的文學的呼喚：呼喚多種多樣的小說，呼喚多種多樣的詩歌，呼喚多種多樣的文學。這種呼喚是合理的，不僅符合人民多樣的審美需要，而且也符合中國新文學的史實。
中國新文學的傳統之所以是豐富的，在於它的審美追求是多元而非單一的。五四最初的偉大的十年間，當以白話文為武器的文學革命剛剛站穩，緊接而來的便是各種文學社團流派的蜂起並峙。1920年初，提倡血與淚的文學，主張作家必須和時代的呼號相應答的文學研究會與追求文學的美與快感的慰安的創造社，分別高舉著寫實主義與浪漫主義兩大旗幟出現，顯示了五四文學最初的活潑的生命力和創造性。而這，僅僅是事情的開端，隨後的發展更見廣闊與斑駁。僅以新詩為例，當它取代了舊詩詞而獲得自立的最初階段，便赫然出現了朱自清所概括的自由、格律、象征三大詩派並立的局麵。當年出現的那些詩壇巨星如郭沫若、聞一多、徐誌摩、戴望舒等，至今仍未減其輝煌。那時也不乏懷有偏見的激烈的論戰，但就總體而言，作為一個完整的時代，它表現了極大的寬容。懷有建設欲望而充分自信的時代，一般說來，都有那種開闊的胸襟，而很少藝術上的偏狹心理。崇尚寫實主義的朱自清，在編選《新文學大係詩集》時，不僅容忍了被目為詩怪並與自己的藝術主張相悖的象征派詩人李金發，而且收錄他的詩作達十九首，所選詩目之多僅次於聞一多、徐誌摩、郭沫若而位列第四，這正是這種寬容態度的說明。新文學在短短十年間所以能夠取得如此輝煌成績，除了那些先驅者感應了時代的召喚生發出來的勇敢與決定之外，多半要溯源於五四時代開放與寬宏的精神。
當然，所謂寬宏並非僅此一端。也許更為動人的是那些新文學運動的戰士，他們有著一種自覺的對於舊文化的批判精神。與此同時，他們轉向外國尋求進步文化的營養。這種尋求的結果，帶來了更為繁麗多姿的外國文學的投影，所以說，這直接地促成了中國新文學的迅速成長。當年，他們有的是對於國粹的充分警惕，而很少生恐學習了外國而喪失民族特點的憂慮。一個有強大自信心的民族和時代，是不會畏懼被外來文化所同化乃至淹沒的。這正如一個健康而自信的人不會挑揀食物一樣，因為他有健全的腸胃足以消化一切。五四正是這樣一個健全而自信的時代。一般說來，那時人們並沒有如今我們某些人身上所表現出來的對於西方文化的提防與恐懼心理。
追溯中國新文學運動的萌起與發展，不應忘了那些盜火的普羅米修斯們。他們在為中國取來科學、民主火種的同時，也取來了進步文化的火種。魯迅的小說是最富創造性的，茅盾說過，魯迅君常常是創造新形式的先鋒，而魯迅則承認我所取法的，大抵是外國的作家；巴金在答法國《世界報》記者問時說，在所有中國作家中，我可能是最受西方文學影響的一個；而郭沫若總結自己的著作生活時，除他所認為的詩的修養期得助於中國文化之外，其餘的各個時期（詩的覺醒期、詩的爆發期、向戲劇的發展……）分別受到了泰戈爾、海涅、惠特曼、雪萊、歌德等的影響而不見一個中文名字。這當然不能說明他們對於本民族文化的輕視，但可以說，西方的進步文化也如中國悠久的文化那樣，深深地影響並哺育了整整一代五四文學革命的先驅者。
我們今天重提這樣的事實，用意在於：為什麼我們的前輩學習他們那個時代的有重大影響的西方文化，不成其為問題，而我們今日的文學工作者，學習當今世界起過和正起著重大影響的西方文學流派，卻引起激烈的論爭呢？難道我們今天一代人的辨隻和吸收能力衰退了麼？難道我們的腸胃或是神經變得不健全了麼？既然老舍能夠從狄更斯，茅盾能夠從左拉、莫泊桑那裏獲得我們生活的那個時代的啟示而無損於他們作為中國文學巨匠的光輝，難道我們不能像我們的前輩不拒絕對於托爾斯泰、巴爾紮克和羅曼羅蘭的了解和吸收那樣，也不拒絕對於卡夫卡、喬伊思和薩特的了解和吸收嗎？畢竟我們的智力未曾衰退，我們的健康狀況也不至於壞到一接觸異物便要崩潰的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