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詩刊》創刊後，那時的編者頗下了決心要貫徹百花齊放的方針。在一個時期內，他們曾有意識地組織了各種流派的詩人的作品。《詩刊》發表了汪靜之、穆旦、杜運燮、陳夢家、蕭三、鄒荻帆、饒孟侃、嚴辰、柯仲平、樓適夷、林庚等的作品，發表了王統照、朱光潛、謝冰心等的詩論，發表了卞之琳、羅大綱、戈寶權等的譯詩。由於他們的努力，給初生的《詩刊》建樹了威信，並為各種風格流派的共同繁榮創造了良好的氣氛。但是好景不長。舉例說，《詩刊》創刊後的第二期發表了艾青的《望舒的詩》，陳夢家的《談談徐誌摩的詩》，分別對五四以來的兩個重要流派的代表詩人作了評介，這本來是件有意義的工作。後來，不僅是被評介的詩人遭到了厄運。以徐誌摩為例，1957年11期《詩刊》刊出巴人的《也談徐誌摩的詩》，明顯地不讚同陳夢家的意見，並且已經流露出某種粗暴的批評作風。重要的不是巴人文章本身，重要的還是它是一種收的信號，也許更為重要的還是事情遠遠沒有就此結束。到了1960年，不僅徐誌摩、陳夢家，而且巴人本身，都遭到了更為粗暴的對待。也是同一刊物發表的批判文章，把巴人的批判看作是一支冷箭。艾青和戴望舒也不交好運。艾青那篇文章遭到了淩厲的批判，株連到了戴望舒，批判文章對望舒的詩作了根本的否定。艾青自己的詩的遭遇也很典型。半年之前，某刊某人對艾青近作大加讚賞；半年之後，同刊同人對艾青近作大加撻伐，這位評論家的處境以及是否係他由衷之言，我們不得而知，但應看到，這絕不是一個人的個別現象，整個的政治氣氛，迫使人們向它屈服。
1957年，出現了另一個詩歌刊物，它是《星星》。《星星》的編者抱著與《詩刊》編者共同的良好願望。他們寫了一個《稿約》。《稿約》滿懷喜悅地宣告：
我們的名字是星星。天上的星星，絕沒有兩顆完全相同的。人們喜愛啟明星、北鬥星、牛郎織女星，可是，也喜愛銀河的小星，天邊的孤星。我們希望發射著各種不同光彩的星星，都聚到這裏來，交映著燦爛的光彩。所以，我們對於詩歌來稿，沒有任何呆板的尺寸。……我們隻有一個原則的要求：詩歌，為了人民！
應該說，這主張是對的。但1957年的形勢實在多變得驚人。上述那篇稿約，第二期《星星》上就不見了。1957年10月號《星星》，刊出新的稿約，完全修改了創辦《星星》的初衷。不久，星星本身也從天邊消失了。
妨礙詩的百花齊放的重要原因，在於沒有良好的政治氣氛。詩的藝術，隻能在嚴峻的政治鬥爭的夾縫中彎曲地生長。1957年以後，一批批詩人都因為政治鬥爭的原因被迫停止了歌唱，沒有停止的，有各種情況。個別不自重的作者，為了趨炎附勢，甚至違背了人民的立場。《騎馬掛槍走天下》的作者就是這樣的人，他甚至糟塌自己的作品，把《騎馬掛槍走天下》也改了模樣，最後甚至造出《西沙之戰》那樣的藝術畸形兒。這當然是悲劇。
毛澤東同誌曾經說過，要在民歌和古典詩歌的基礎上發展新詩。作為一個民族的詩歌，要求與本民族的詩歌傳統保持密切的聯係，這是對的。所謂基礎，在這裏隻能理解為承認傳統的意思。毛澤東同誌沒有提出五四以來新詩自己形成的傳統，他也沒有講到新詩形成和發展過程中受到外國優秀詩歌的滋養，顯然，他對新詩的發展並不滿意。作為一位詩人，一位讀者，一位批評家、理論家，他提倡什麼，不提倡什麼，無疑都是允許的和正常的。但是，我們太習慣於把某位領導人的意見當作上級的命令，而且也太習慣於通過行政的方法貫徹這種命令。由於長久以來條件反射式的習慣，這種基礎的理論的提出，當然使不符合這一理論的作者作品感到約束與壓力，即使它們還頑強地生長著，它也許感到自己的不合時宜或受冷遇。其實，石方禹的《和平的最強音》是洋詩，非常歐化，但卻是好詩；未央的《槍給我吧》是純粹的自由體，非常散文化，但也是好詩；郭小川的《致青年公民》是樓梯詩，所謂的舶來品，也是好詩。在一種詩的窄狹的觀念的支持下，像馮至的《十四行集》、卞之琳的《十年詩草》一類既不是古典式的，也不是民歌風的詩體，建國後基本絕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