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為我心愛的人兒
燃到了這般模樣！
郭沫若把祖國當作自己的愛人。他說過：五四以後的中國，在我的心目中就像一位很聰俊的有進取氣象的姑娘，她簡直就和我的愛人一樣。他的最熱烈的愛歌，是獻給自己多災多難的祖國的。由於這種眷念祖國的情緒，轉而同情世界上弱小民族的鬥爭，他眼前的世界，確是很開擴的。《勝利的死》這首詩，熱情歌頌了為愛爾蘭獨立而堅持絕食鬥爭達七十三天終以身殉的馬克司威尼，他自稱這首詩是數日間熱淚的結晶體。這詩的每節之首都冠以蘇格蘭詩人康沫兒的《哀波蘭》的詩句，他認為《哀波蘭》堪與拜倫的《哀希臘》媲美，詩人熱切地冀望拜倫、康沫兒的精神為自由之故而再生。
郭沫若受過國內外前輩詩人的思想藝術熏陶。在外國詩人中，他受到海涅、歌德、雪萊、拜倫、泰戈爾等的影響。郭沫若說，他的詩創作先受泰戈爾諸人的影響而力主衝淡。後來，他接觸到惠特曼。五四那年，他讀了《草葉集》。《草葉集》在他麵前展示了太平洋一樣的奔放雄渾，他回顧說：個人的鬱積，民族的鬱積，在這時找到了噴火口，我也找出了噴火的方式，我在那時差不多是狂了。他還說：惠特曼的那種把一切的舊套擺脫幹淨了的詩風，和五四時代狂飆突進的精神十分合拍，我是徹底地為他那雄渾的、豪放的、宏朗的調子所動蕩了。惠特曼在郭沫若早期詩敢創作中的影響是極大的，可以說，由於《草葉集》的啟示，郭沫若開始了詩的創作爆發期。從此，他給中國新詩帶進了舊世界的叛逆者形象的同時，也帶進了豪放宏渾的英雄調子，這種形象和調子，給中國新詩以空前的震動。這在《天狗》的狂喊中，在《晨安》的歡呼中，在立在地球邊上的放號中，當然，更在鳳凰和鳴的新生之頌歌中……總之，在《女神》的幾乎所有篇頁間，都洋溢著這種驚天動地的英雄調子。這音響，在今天聽來，仍然是那樣地震撼人心，帶著那麼昂揚的時代的精神。
五四初期，當周圍相當多的人在熱心地寫那些淡泊清遠的小詩的時候（當然，這種小詩對於衝破舊詩詞的羈絆，也不乏其積極的意義），郭沫若給中國新詩帶來了暴風、烈火和狂濤。他在大喊大叫，淹沒了胡適等人半文半白的放大了的小腳的呻吟，而使五四的狂飆，彌漫在古國的長空。這是郭沫若的《女神》的豐功。
《女神》的上述那種氣質，是革命浪漫主義的體現。郭沫若後來說過：中國的浪漫主義沒有失掉革命性，而早就受到明確的理想。女神的創造，鳳凰的再生，天狗的飛跑，晨安的歡呼，爐煤的燃燒，匪徒的頌歌，這些，無不體現了明確的理想。這種革命的浪漫主義，在我國始於郭沫若，始於《女神》，對於新詩，也完全是新的東西。
《女神》是在五四時期中國土壤上誕生的現實的兒子，但《女神》並不滿足於對現實生活的表現，它著重於寫反抗、叛逆、奮鬥、創造的革命精神。在《光海》中，詩人借兒子阿和認為爹爹是空中的一隻飛鳥，而發出浪漫蒂克的幻想：我便是那隻飛鳥！我便是那隻飛鳥！我要同白雲比飛，我要同明帆賽跑。在《霽月》中，他甚至向那雲衣重裹的明月，要求請借件縞素的衣裳給我。這就是郭沫若的奇想。又如《立在地球邊上放號》，盡管它也寫了白雲的怒湧，眼前的滾滾的波濤，但強調的和極力渲染的卻是無限的太平洋提起他全身的力量要把地球推倒的巨大無比的力，而並不熱心於描繪生活的具體的情狀。
正如鳳凰涅檠的精神在他的創作中是貫串始終的一樣，他的革命浪漫主義創作方法也是貫串始終的。不過，隨著革命形勢的發展，隨著詩人成為共產主義者，隨著毛澤東關於革命的現實主義和革命的浪漫主義相結合的創作方法的倡導，郭沫若的女神精神也在發展。到後來，他的鳳凰形象，就不再是那些較為抽象的神話傳說中的鳳凰，而變成了烈火中永生的國際主義戰士：火中不滅鳳凰儔，國際英雄黃與邱。在中國革命獲得勝利之後，他的女神式的歌唱，不僅保持了那種髙昂豪壯的氣勢，而且變得更加切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