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從救亡到啟蒙偉大的詩體解放劃時代的創舉
現在終於打開了中國詩史嶄新的一頁。這一頁是與中國現代史的一次偉大的文化啟蒙運動相聯係而掀開的。當然，要把這種聯係說清楚，也頗不容易，因為我們這裏不進行社會曆史的敘述，而且隻是把社會曆史事件作為一種緣起，因此論析的粗疏和不完備幾乎就是先天的缺陷。
公元1919年5月4日這一天，中國爆發了著名的愛國運動。這次運動的起因是由於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的巴黎和會，中國作為戰勝國參加了這次會議。和會拒絕了中國代表提出的取消帝國主義在華特權的七項希望條件和取消二十一條不平等條約的要求。從5月1日開始，國內各報報道了巴黎會議外交失敗的消息，舉國為之震動。5月3日晚，北京各大專學校學生在北京大學集會，決定次日在天安門前集會並舉行遊行示威。5月4日這一天，有三千多學生高呼外爭國權，內懲國賊的口號通過天安門。接著是軍警鎮壓、逮捕學生。
從上一個世紀開始的國勢衰微，已經成了中國知識分子內心的隱痛。巴黎和會的外交羞辱成為一道強刺激，喚起了知識界普遍的救亡意識。救亡是一種緣起，結果引發了中國知識界深刻的文化反思。很快地由一個具體的事件把問題引向了更為深層的領域。青年學生的愛國抗議運動反帝反封建的新文化運動以及反對舊文學提倡新文學的新文學革命，就這樣被五月四日這四個輝煌的字聯係了起來，並造出了一個綜合的效果。
這就啟發了我們最初的思考：中國新文學運動的首頁是由救亡意識和對於傳統文化的反思開始書寫的。因為由國勢的衰危想到拯救這一危勢的民眾的愚飩，於是有了啟蒙民智的動機。由啟發民智而自然地想到文言文作為傳播、運載工具所有的障礙，於是有了白話文運動的最初契機。白話文運動的源起和過程，胡適在《中國新文學大係建設理論集》導言中有詳細的敘說，其中一段話直接把白話文和民眾啟蒙結合起來：當時也有一班遠見的人，眼看國家危亡，必須喚起那最大多數的民眾來共同擔負這個救國的責任。他們知道民眾不能不教育，而中國的古文古字是不配做教育民眾的利器的。於是想到了語言的改革。
胡適在1917年1月提出《文學改良芻議》八項中不避俗語俗字一項談到文言不能適應的議論，並涉及白話的主張―當時他還沒有像後來那樣把白話文的提倡放到最顯要的位置上來。在這篇綱領性的文獻中，他回顧了中國文學中白話因素的演進後說：以今世曆史進化的眼光觀之，則白話文學之為中國文學之正宗，又為將來文學必用之利器，可斷言也。同年五月，他在《曆史的文學觀念論》中再次重申：今日之文學，當以白話文學為正宗。陳獨秀對此的態度表達得更為決絕，他的《答胡適之》一文中指出：
改良文學之聲，已起於國中，讚成反對者各居其半。鄙意容納異義，自由討論，固為學術發達之原則；獨至改良中國文學，當然白話為文學正宗之說，其是非甚明，必不容反對者有討論之餘地，必以吾輩所主張為絕對之是，而不容他人之匡正也。
胡適對陳獨秀這番話的反應當然是極好的，他說：這樣武斷的態度，真是一個老革命黨的口氣。我們一年多的文學討論的結果，得著了這樣一個堅強的革命家做宣傳者做推行者，不久就成為一個有力的大運動了。些人在白話文主張上近乎粗暴的態度，基於他們對文體改革作用於文學革命至關重要的認識之上。胡適在《中國新文學大係·建設理論集》導言中用非常簡練的表述，總結了文學革命的基本思想：
簡單說來，我們的中心理論隻有兩個：一個是我們要建立一種活的文學，一個是我們要建立一種人的文學。前一個理論是文字工具的革新，後一種是文學內容的革新。中國新文學運動的一切理論都可以在這兩個中心思想裏麵。
過去長時期內，一種自認為是正確的觀念把白話文的提倡和重視視為形式主義，這是非常武斷的淺見。其實，要是沒有運載工具的改變，一切的思想和內容的革新演進都無法到達普通的民眾之中，更談不上開掘民智等等了。談到新詩之采用白話，其道理是和文學的白話文運動完全聯係在一起的。1919年胡適把中國新詩革命的初步成果總結為是辛亥革命以來八年來的一件大事加以評述。他在《談新詩》這一篇長文中著重論證了白話新詩的合理性：
這一次中國文學的革命運動，也是先要求語言文字和文體的解放。新文學的語言是白話的，新文學的文體是自由的，是不拘格律的。初看起來，這都是文的形式一方麵的問題，算不得重要。卻不知道形式和內容有密切的關係。形式上的束縛，使精神不能自由發展，使良好的內容不能充分表現。若想有一種新內容和新精神，不能不先打破那些束縛精神的枷鎖鐐銬。因此，中國近年的新詩運動可算是種詩體的大解放。因為有了這一層詩體的解放，所以豐富的材料，精密的觀察，高深的理想，複雜的感情，方才能跑到詩裏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