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當代文學從50年代到80年代，用了整整三十年的時間以文學的方式追溯中國當代人的歡樂與苦難，方始有了全麵的涵括。文學對於苦難的描寫，開始把中國的百年憂患放置在個人與社會綜合的層麵上，這就使文學傳導的悲劇性具有了更厚重的社會學和人性的深度。古人講歡愉之辭難工。而窮苦之言易好，要是從另一個角度看，即文學若是麵對人生最真實的和最本質的苦難，則它仿佛有一種自然而然的臻於完好的助力，而若是行寫歡樂則需要執意的強為，那當然意味著頗大的難度。已經去世的路遙在談到他的《人生》時說過一段關於創作痛苦的話：當你在創作中感到痛苦的時候，你不要認為這是壞事，這種痛苦有時產生出來的東西，可能比順利時候產生出來的東西更光彩。詩人總與悲憤和苦難為鄰，而悲憤往往是成功的第一線光明。
功利性與目的遷移
不論是表達歡樂還是表達悲苦，它們展現的是中國當代文學某些基本的屬性。這屬性便是極明確的文學功利觀。不論是在大陸，還是在台灣，中國作家創作的主流傾向是，他們總在自覺或不自覺地行使他們認定的文學使命。在當代文學中，消遣或遊戲的文學是存在的，也產生出一些頗有成就的作家，但從來就沒有成為文學的主流。這類文學在很多時候和在很多場合都受到譴責或被斥為逆流。在文學對社會負有責任的觀念前提下，這些文學被認為是缺乏責任的。這種觀念的形成基於中國在鴉片戰爭後內憂外患的社會現實，也由中國以儒家為主的傳統文學觀的傳承。
在中國傳統的文學觀念中，文學總應當是有益於社稷公眾的，這就是《論語》講的興、觀、群、怨，更有甚者：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為？則講的是用文學從政的要求了。這些可能是廣義的文學，如從更純粹的文學的角度看，中國儒家知識分子這種用文學來服務社會，以求有用於世的觀念也是相當悠久而普遍的。白居易盛讚張籍古樂府詩，是由於他所寫內容從大處講是可―佚君、可誨貪暴臣，從小處看是可感悍婦仁、可勸薄夫淳，總之是上可裨教化、下可理情性。許許多多這方麵的理論，從遙遠的古代脈流綿長地傳到今天，它同樣成為中國當代文學的靈魂。
五四新文學運動作為中國現代史上規模巨大、影響深遠的民族覺醒和民族救亡運動之組成部分，它與那個時代的優患有著最直接、最緊密的關聯。蔡元培說：直到清季，與西洋各國接觸，經過好幾次的戰敗，始則感武器的不如人，後來看到政治上了，後來看到教育上，學術上都覺得不如人了，於是有維新派，以政治上及文化之革新為號召，康有為，譚嗣同是其中最著名的。這種社會和民族的憂患，後來直接激發了中國作家投身新文學建設的熱情。魯迅的始學醫而終至棄醫而就文，是深深有感於中國國民充當看客的麻木遠非醫學能療救。文學若不能從民眾素質著手改造，則中國普通人將依然以人血饅頭為藥傅，而中國社會的振興始終隻能是夢想。
在中國現代文學中，曆來存在著文學目的的分歧。雖如前述，現代文學發生之時受到近世以遠中國國運積弱的刺激，於是要以文學做療救社會改善民心的利器以圖富強。但由於五四新文學本身有西方資產階級革命自由民主以及個性解放諸方麵思想影響，所以當日的文學觀也是開放而駁雜的。這種駁雜正是那個思想解放時代的特點。正是因此，新文學運動從它誕生的時候起，在非常廣泛的自由中，依然有著傳統的文學為世為時而作的觀念的強烈表現。
那時大體存在著兩個大的方麵具有對立性質的文學觀，即為人生而藝術和為藝術而藝術的歧異。主張為人生的文學以文學研究會為代表，他們提倡血與淚的文學，主張文人們必須和時代的呼號相應答，必須敏感著苦難的社會而為之寫作。文人們不是住在象牙塔裏麵的，他們乃是人世間的人物，更較一般人深切的感到國家社會的苦痛與災難的。早期的創造社以主張為藝術而藝術而與文學研究會主張大相逕庭，他們認為文學自有它內在的意義，不能長把它打在功利主義的算盤裏，它的對象不論是美的追求，或是極端的享樂，我們專誠去追從它0。同時站在為藝術而藝術立場上而抱著遊戲的態度的，還有鴛鴦蝴蝶派的作家，他們則長期受到進步文學的抨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