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充滿浪漫精神的理想，從這種熱切的期望中，我們可以看到蔡元培這一代知識者與康有為梁啟超那一代知識者心態的共同性。他們總是一次又一次地為想象中的過渡時代期待和祝禱，而又眼巴巴地看著船隻在急浪中打遊。中國總是在兩頭不到岸的境界中等待著和失望著。
可以把新文學運動看成是又一次的爭取和等待。這是百年中國夢想的又一個組成部分。盡管文學在國人和當局者心目中是微小的，但文學家卻把它視為匡時濟世的偉大事業。幾代知識者為此投入了畢生的精力，而且以非常投人的精神在此後數十年中參與並與中國文學共同經曆了舉世震驚的文藝劫難。
五四文學運動是五四社會運動的派生物，也可以說，新文學運動是新思想新文化運動的深入和具體化的結果。由社會性的救亡思想而深人到救亡必須啟蒙民眾而要啟蒙民眾必須改革文學使之能為普通民眾所接受，這想法在當時的先進文學家中是非常明確的。因此，庶幾可以得出這樣結論：文學革命的初因不是、至少不主要是文學，而首先是反抗封建桎梏和封建統治的社會反抗的功利行為。
胡適說到新文學的白話文運動時曾提到人們罕知的王照其人。這人的思想行為證實了戊戌維新和五四運動，政治鬥爭、思想革命與文學改造這些現象之間具有內在精神一致性。王照參加了戊戌變法，也是當時的一位領袖人物。變法失敗後他是被通緝的要犯之一，被迫亡命日本。庚子亂後改裝潛回並隱居於天津。他歸國後思想有了大的轉變，從妄冀富強之效出於策略之轉移中覺悟過來，要從教育芸芸億兆下手。認為富國治理的根本在最大多數的細民，不在少數英俊之士。他於是悉心創造官話字母，以求使文字語言能夠切近民眾。這是白話文運動的先行。胡適說：當時也有一班遠見的人，眼見國家危亡，必須喚起那最大多數的民眾來共同擔負這個救國的責任。他們知道民眾不能不教育，而中國的古文古字是不能做教育民眾的利器的。
許多新文學運動的推動者，早時也熱衷於科學救國，後來發現社會落後，民眾愚鈍，於是轉而求以文學啟發民心。這是救亡的一個選擇，也是救亡與啟蒙進而結合互相滲透的一個明證。從上引王照的例子可以看到當日維新主義者選擇白話，與新文學運動參加者為新文學尋求適當工具其思考是同向的。他們從不同角度出發，而在同一個社會現實的基礎上終於獲得共識。
基於上述，我們認隻到五四新文學運動和新文學革命的基因是覺世維新和振興國運，是由社會政治、思想變革的需要轉向文學討取藥方。這構成新文學運動救亡、啟蒙與藝術自立的創新之間的潛在矛盾，我們在這裏探討的中國文學的曆史命運，自從五四最初十年結束之後，中國文學運動長時間動蕩與不可挽回的傾斜，其原因在最初的文學夢想中即已種下。這是宿命，是不可逃避的。因為這是、也隻能是屬於中國的文學追求。
四、作為基本觸媒的世紀末憂患
五四新文學運動繼承了它的前身近代文學改良運動的基本思想，即有感於國勢艱危，思以文學之力而起到強國新民的作用。康有為在1897年《日本書目誌識語》中把文學的教化作用提到最高度：六經不能教，當以小說教之；正史不能入，當以小說入之；語錄不能諭，當以小說諭之；律例不能治，當以小說治之。上一個世紀末興起的小說界革命，是從小說的社會教化功能人手。梁啟超同樣重視小說在這方麵的作用。他在《論小說與群治之關係》中指出：欲改良群治，必自小說界革命始；欲新民，必自新小說始。他認為不論從改良宗教、政治、風俗、學藝以及改造人的角度講，小說的改革具有先行的決定作用，因為小說有不可思議之力支配人道故。
那時的小說界革命或詩界革命除了注意到內容的革新有助於啟發民智，同時也都注意到了白話的普及與運用，對於文學教化作用的價值。1901年《無錫白話報》刊登未署名的《論白話為維新之本》的文章，明確舉揚反對文言、提倡白話的旗幟，把白話的作用提到極重要的位置，愚天下之具，莫文言；智天下之具，莫白話；認為白話是振興國運的必要工具，文言興而實學廢；白話行而後實學興，實學不興是謂無民。意思是講沒有白話必將無國無民。
新文學的推動者在上述那些基本方麵，完全認同於他們的前輩。他們對於文學社會改造功能的重視，以及對白話提倡的熱情幾乎與近代先行者如出一轍。蔡元培指出近代以來人們由思想改革推進到文學改革，是因為文學是傳導思想的工具。錢玄同等人更是對舊文學充滿了懷疑精神，進而對之實行尖銳的批判。他在1918年致陳獨秀書中說：舊文章內容，不到半頁，必有發昏做夢的話。青年子弟，讀了這種文章，覺其句調銀鏘，娓娓可誦，不知不覺，便將為文中之荒謬道理所征服。五四新文學運動直接從近代先行者那裏承繼了百年夢想的理想精神。盡管19世紀20世紀之交，中國經曆了至少兩次幻滅的痛苦：百日維新之後的複仇性反撲和殘酷鎮壓；辛亥革命之後的軍閥混戰，封建勢力的卷土重來。兩次悲劇性經曆使人們重新體驗到思想上的幻滅和舊事物的頑強生命力一它可以借任何機會顯示自己的韌性。但作為文學救國的另一輪嚐試，五四新文學運動以似乎從未經受挫折的純真熱情開始了又一次投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