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社會確實病了。
從老人倒地不敢扶到親兄妹為爭奪財產反目成仇對簿公堂；從假酒、地溝油、瘦肉精到染色饅頭、牛肉膏；從“拚爹”現象到“仇富”、“仇官”心態蔓延；從黑磚窯案、黑煤礦案到福建南平殺童案和北京大興滅門案……
中國社會不僅病了，而且病得很重。
2012年全國“兩會”前夕，新華網、人民網等門戶網站調查發現，在眾多熱點中，民眾最關注的“五大問題”領域分別是社會道德建設、食品安全監管、縮小貧富差距、房產市場調控和加強反腐倡廉。這些問題映射出中國社會在公正、公平等基本社會倫理原則的失守，以及民眾對最基本生存與安全的焦慮，都是關乎民眾生存和發展的重要問題。
由此，要醫治好中國社會病，最急迫的是要解決好民生問題。因為一旦民生出問題，民眾就會失去惻隱、廉恥之心，失去對生命、正義、善良、人性的基本敬畏和判斷，從而製造出更多的冷漠和人間悲劇。
從曆史角度看，“民生”一詞，最早出現於《左傳?宣公十二年》，即“民生在勤，勤則不匱”。民生，即百姓的基本生計。
中國自古以來就將“民生”與“國計”相提並論，民生問題一直與國家發展存在著不可分割的關係。“民惟邦本，本固邦寧”是《尚書?五子之歌》中所說的，它構成了儒家治國理政思想的核心，而《管子?霸業》指出“以人為本，本治則國固，本亂則國危”，《孟子?盡天下》主張“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等議論，亦客觀反映了古代先賢對民生問題的重視。
然而，在中國悠悠的曆史長河中，民生問題卻很少受到過執政者真正重視。相反，官本位的文化卻積澱深厚，民不聊生倒似乎成為一種常態。
20世紀20年代，孫中山為“民生”注入了更新的內涵，並將之上升至“主義”、國家大政方針以及曆史觀這樣一個前所未有的高度。他把民生問題不但概括為百姓的衣、食、住、行四要素，而且還對民生問題有這樣的經典闡述：“民生就是人民的生活--社會的生存，國民的生計，群眾的生命。”自此，“民生”一詞開始閃爍出人本思想的光輝，蘊涵著厚重的人文關懷和大眾情懷。
中國的民生問題，自改革開放以來得到了極大改善，且由單純的物質生活轉向全麵化。如今，民生含義非常廣泛。從社會發展來看，民生問題已由低到高，呈現出一種遞進狀態。
首先，民眾基本生存層麵上的民生問題，具體包括社會救濟、最低生活保障狀況、基礎性的社會保障、義務教育、基礎性的公共衛生、基礎性的住房保障等。
其次，民眾基本發展機會和發展能力層麵上的民生問題，具體包括充分就業、基本的職業培訓、消除歧視問題、公平合理的社會流動渠道，以及與之相關的基本權益保護問題（比如勞動權、財產權、社會事務參與權）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