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3年9月28日，新華社報道：全國2000多個縣和自治區建立起以縣醫院為中心、公社衛生院、大隊衛生保健站為輔助的農村醫療保健組織網絡。1965年6月26日，毛澤東在《對衛生工作的指示》中指出；“告訴衛生部，衛生部的工作隻給全國人口的百分之十五工作，而這百分之十五中主要還是老爺。廣大農民得不到醫療。一無醫生，二無藥。衛生部不是人民的衛生部，改成城市衛生部或城市老爺衛生部好了。”“醫學教育要改革，根本用不著讀那麼多書，華佗讀的是幾年製？明朝李時珍讀的是幾年製？醫學教育用不著收什麼高中生、初中生，高小畢業生學三年就夠了。主要在實踐中學習提高，這樣的醫生放到農村去，就算本事不大，總比騙人的醫生與巫醫的要好，而且農村也養得起。”“現在那套檢查治療方法根本不適合農村，培養醫生的方法，也是為了城市，可是中國有五億多農民。”“城市裏的醫院應該留下一些畢業後一年、二年的本事不大的醫生，其餘的都到農村去。”“把醫療衛生工作的重點放到農村去嘛！”毛澤東的指示精神，至今仍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1968年9月14日《人民日報》轉載題為《從“赤腳醫生”的成長看醫學教育革命的方向》調查報告，並加了一段“前言”：“赤腳醫生是上海郊區貧下中農對半農半醫衛生員的親熱的稱呼。”“他們大力進行醫療、預防、宣傳工作，為改變農村的醫療衛生狀況，做出了顯著的成績。”《人民日報》還公布了毛澤東對“赤腳醫生”肯定性的評價，極大地促進了農村醫療事業的發展。為了提高赤腳醫生的醫術，很多地方建立了培訓和進修製度。1973年9月26日新華社報道：全國農村合作醫療不斷鞏固發展，“赤腳醫生”發展到100多萬人。
這是中國曆史上的一次十分重要的資源轉移。
醫療衛生網絡向農村延伸是農村城鎮化的重要條件。當年的這些舉措，無疑極大地推動了中國農村城鎮化的發展。
與此同時，中國還經曆了另外一場資源的大轉移。
那時，中國農村中十分普遍地存在教育不足與教育不均的現象。教育資源集中在城市地區，不僅表現在大學和中學主要集中在城市地區，而且城市的小學的數量更多、教學質量更高。入學考試和以正規的城市學習資格、學習成績為依據的升學製度，嚴格地限製了城市中較貧困的青年和更多的農村青年受教育的機會。
針對這種情況，1964年，毛澤東說，“舊教學製度摧殘人才，摧殘青年”。他批評了現行的學校課程和教學方式以及考試方法，說它們“害死人”。他提倡縮短學製，提倡新的教育製度要建立在“教育與生產相結合”的基礎上，以此來取代與實際生活相脫節的舊的書本教育製度。毛澤東強調其長期堅持的信念：最有創造性的教育形式是來自實踐過程中的自學。為了支持這個論點，他獨出心裁地把孔夫子變成一個貧農，一個到處周遊的人，甚至是一個走群眾路線的先驅者：
“孔夫子出身貧農，放過羊，也沒上過中學或大學，他當過吹鼓手，什麼事都幹過……還做過會計，會彈琴、射箭和駕車子。他教出七十二賢人，諸如顏回和曾子等，還有弟子三千。他年輕時來自群眾，了解群眾的疾苦。”
到“文化大革命”期間，學校基本上都停了課，在複課以後，學校便按照毛澤東新的教育方針進行教育革命。這些新方針最明顯的特征就是擴大和發展農村地區的教育。國家減少了對相對比較富裕的城市地區的援助，而把資金轉向主要是農村的貧困地區。新的教育方針把發展初等教育放在優先的地位上，由於初等教育在城市已經普及，所以這種方針的受益者當然是農村，其結果是農村的多數地區（甚至包括偏遠地區）都實行了至少是5年製的初等教育。在發展農村學校的同時，還試圖使學校係統分散化。在“文化大革命”前，農村學校是由縣政府（國家機構）按照國家的統一政策管理的，新的教育方針則要求把學校交給地方農業集體單位管理，小學一般由生產大隊管理，中學由公社管理。這樣做的目的在於，讓農民在對教師和教材的選擇、推薦學生上中學或大學、改革課程以適應當地經濟的特殊需要等各方麵都有更大的發言權。此外，學費、入學考試和對學生入學的年齡限製等都取消了。“大躍進”期間曾實行過的許多業餘教育計劃和半工半讀教育計劃也重新得到恢複。中學和大學入學的標準及課程的改變給農村青年提供了更多的接受高等教育的機會。上大學不再通過入學考試，代之而起的是推薦製度。由生產單位按照政治標準和文化程度挑選推薦，優先貧農、工人、士兵和基層幹部。他們隻有在工廠或農村完成幾年的生產勞動後才有資格被推薦成為大學生。畢業後實行哪來哪去。與人們對當時的推測相反，“文化大革命”幾乎沒有對農業生產造成破壞，從20世紀60年代末到70年代初，農業生產以年均遞增3%的速度平穩地持續發展。實行充滿活力的新農村教育，無疑是一個重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