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高度重視農業在中國工業化道路中的特殊地位。在1957年1月的省、市、自治區黨委書記會議上，毛澤東集中闡釋了他關於重視發展農業的基本觀點。他指出：在一定的意義上說，農業就是工業。要說服工業部門麵向農村，支援農業。要搞好工業化，就應當這樣做。1957年2月，毛澤東在《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的講話中，為了“城鄉人民都會感到高興”，把重工業和農業、輕工業的發展關係問題提到了中國工業化道路的高度加以論述。他說：“這裏所講的工業化道路的問題，主要是指重工業、輕工業和農業的發展關係問題。”“我國是一個大農業國，農村人口占全國人口的百分之八十以上，發展工業必須和發展農業的同時並舉，工業才有原料和市場，才有可能為建立強大的重工業積累較多的資金。”之後，毛澤東在總結新中國社會主義經濟建設的經驗教訓的基礎上，進一步提出以農（業）、輕（工業）、重（工業）為序安排國民經濟的方針，提出“以農業為基礎，以工業為主導”的思想，並把它確定為發展國民經濟的總方針。這個總方針的提出，反映了毛澤東對中國工業化道路探索的深化。
新中國誕生之初的1949年，中國工業淨產值僅為45億元，占GDP的比重隻有12.6%。2002年，我國工業增加值為45935億元，占GDP的比重達到44.9%。在上述的一組對比數據背後，隱含著一個人口眾多的農業大國，進入工業化進程的偉大而傳奇的故事。這個奇跡藍圖的設計者和初期奮鬥的指揮者，就是毛澤東。中國用了近30年的時間，初步構造起了獨立、相對完整的工業體係，使中國的工業化進程由起步階段逐步進入了工業化的初級階段。
盡管，我國在社會主義工業化過程中存在不少缺陷和失誤，但其促進城市化發展的成績，是應當充分肯定的。
美國學者莫裏斯·邁斯納指出：“盡管曾經存在著失敗和挫折，但是毛澤東時代是中國現代工業革命時期這一結論是不可避免的。曾經長期被輕蔑為‘亞洲病夫’的中國，20世紀50年代初期以小於比利時工業規模的工業開始，在毛澤東時代結束時，卻以世界上6個最大工業國之一的姿態出現了。中國的國民收入在1952～1978年的25年間增加了4倍，即從1952年的600億元增加到1978年的3000億元，而工業在增加的國民收入中所占的比例最大。人均國民收入指數（以不變價格計算）從1949年的100（1952年的160）增加到1957年的217和1978年的440。在毛澤東時代的最後20年間，而且連大躍進的經濟災難也估計在內，中國的國民收入在1957年至1975年期間翻了一番多——人均增加63%。”
“無論人們將毛澤東時代作何種評價，正是這個中國現代工業革命時期為中國現代經濟發展奠定了根本的基礎，使中國從一個完全的農業國家變成了一個以工業為主的國家。1952年，工業占國民生產總值的30%，農業產值占64%；而到1975年，這個比率顛倒過來了，工業占國家經濟生產的72%，農業則僅占28%了。”
“其實毛澤東的那個時代遠非是現在普遍傳聞中所謂的經濟停滯時代。而是世界曆史上最偉大的現代化時代之一，與德國、日本和俄國等幾個現代工業舞台上的主要的後起之秀的工業化過程中最劇烈時期相比毫不遜色。”
美國學者莫裏斯·邁斯納對毛澤東在中國工業化曆程中貢獻的評價，是客觀、公正的。
在社會主義工業化過程中，毛澤東密切注意著城市的發展和建設。他從世界各國工業化的曆史進程中，認識到“工業化帶動城市化”的規律。在中國“一五計劃”期間，我國城市人口增加了3000萬，極大地加速了中國城市化的進程。
毛澤東重視工業化，也重視城市建設，但在工業化與城市建設的關係問題上，我們是有教訓的。
新中國成立初期（1949～1952年），我們提出，“變消費型城市為生產型城市”；在大約四分之一世紀內（1953～1978年），圍繞工業化新建、改建、擴建城市，從而出現工業化與城市化割裂的局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