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一屆三中全會後——形成和成熟階段
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我國進入了一個新的發展時期。這一時期我國社會發生了一係列轉變：從“以階級鬥爭為綱”轉變到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從計劃經濟體製轉變到市場經濟體製；從封閉的環境、僵化的體製轉變到對外開放、對內搞活。這些轉變都要求黨以執政的角色、建設性的方式而不是以革命的角色、運動的方式來領導和組織國家建設。這就要求黨必須根據時代的變化，實現從革命到執政的角色轉換。鄧小平深刻地認識到實現這一轉換的重要性，他係統地總結了我國城市工作的實踐經驗，以巨大的理論勇氣和創新精神，創立了新時期城市化理論。
新中國成立初期，以毛澤東為核心的中央領導集體曾經把發展生產力、進行經濟建設作為黨和國家工作的重心。這個工作重心適應了執政的需要，在很短的時間裏我國建成了新政權賴以鞏固的物質基礎。但是八大以後，這一時期，階級鬥爭成為黨和國家工作的重心，黨也中止了正在進行的角色轉換。在“以階級鬥爭為綱”的錯誤方針指導下，我國的社會生產力遭到嚴重的破壞，整個國家的經濟到了崩潰的邊緣。鄧小平多次講到，多少年來，我們吃了大虧，就是在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以後，還是“以階級鬥爭為綱”，忽視了生產力的發展，這是我們在社會主義建設時期最大的教訓。他還深刻地認識到，不搞建設、不發展生產力、不提高人民生活水平，隻能是死路一條。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鄧小平領導全黨果斷地糾正了“以階級鬥爭為綱”的錯誤方針，把黨和國家的工作重心轉移到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上來，並領導全黨製定了黨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路線（可以概括為“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鄧小平強調指出：“現代化建設的任務是多方麵的，各個方麵需要綜合平衡，不能單打一。但是說到最後，還是要把經濟建設當作中心。離開了經濟建設這個中心，就有喪失物質基礎的危險。其他一切任務都要服從這個中心，圍繞這個中心，決不能幹擾它，衝擊它。”這說明，鄧小平已經深刻地認識到在我國發展生產力、進行經濟建設的重要性。
新時期黨如何才能做到以經濟建設為中心？一方麵，黨要擺脫舊的習慣做法的影響，放棄曠日持久的階級鬥爭，以建設性的方式發展經濟、治理國家；另一方麵，黨要把解放和發展生產力、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作為黨和國家工作的重心，把發展作為第一要務。這一切都要求黨實現從革命到執政的角色轉換。因此，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任務是黨實現角色轉換的重要推動力量。
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後，首先在中國發展戰略中解決的最重大的問題即是明確了中國的現代化是有中國特色的現代化。1979年鄧小平會見日本首相大平正芳時就提出：“我們的現代化是中國式的現代化……要達到第三世界中比較富裕一點的國家的水平。”後來，鄧小平又進一步指出：“我們的現代化必須從中國的實際出發。無論是革命還是建設，都要注意借鑒外國經驗，但是照抄照搬別國經驗模式，從來不能成功。這方麵我們有過不少教訓。把馬克思主義的普遍真理同我國的具體實際結合起來，走自己的道路，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這就是我們總結長期曆史經驗得出的基本結論。”中國特色現代化使我國的現代化立足於國情，既不模仿西方、也不同歐洲發達國家相攀比，是實實在在的戰略指導思想。
其次，明確了中國的現代化是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全方位的現代化。1979年10月，鄧小平指出：“我們的國家已經進入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新時期。我們要在大幅度提高社會生產力的同時，改革和完善社會主義的經濟製度和政治製度，發展高度的社會主義民主和完備的社會主義法製。我們要在建設高度物質文明的同時，提高全民族的科學文化水平，發展高尚的豐富多彩的文化生活，建設高度的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在認識深化的基礎上，黨的十一大報告中明確提出了“逐步實現工業、農業、國防和科學技術現代化，把我國建設成為高度文明、高度民主的社會主義國家”。黨的十三大報告中，進一步對現代化的目標作了修改，指出“要把我國建設成為富強、民主、文明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在這一目標中，經濟建設仍擺在中心位置，但同時鄧小平又指出，以經濟建設為中心不等於經濟唯一，“現代化建設的任務是多方麵的，各個方麵都要平衡，不能單打一”，強調經濟與政治、文化要協調發展，現代化最終目標是實現經濟發展和社會全麵進步，既要建設高度的物質文明，又要建設發達的民主政治，提高全民族的科學文化水平。